陜北的假記者們正在經歷一場寒冬。

　　陜西榆林媒體的一則報道稱：“隨著近年來經濟的飛速發展，榆林成為假記者氾濫的重災區，敲詐勒索的事件多次出現。為了維護正常的新聞採訪秩序和新聞傳播的公信力，2011年12月15日，榆林市召開打擊‘假報刊、假記者站、假記者、假新聞’專項行動動員大會。”據悉，榆林市各縣區的宣傳部門和公安局負責人均參加了此次會議。

　　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趕赴當地展開調查，試圖還原該地區假記者賴以生存的生態鏈條，揭開其滋生橫行的秘密。

　　諱莫如深的煤礦

　　地處榆林市東北的三台界煤礦，井田面積6.2平方公里，可採儲量3187萬噸。它所在的毛烏素沙漠邊緣的牛家梁鎮，密集分佈著9家大大小小的煤礦。

　　隆冬時分，牛家梁鎮一派繁忙。各種大型運煤車穿梭在貫穿全鎮的210國道、榆神公路、陜蒙高速、榆陽區煤炭運輸專線。空氣裏滿是煤的味道。

　　“我從來沒接待過記者，這兒不來記者，也沒什麼可報道的。”對於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問題，三台界煤礦副礦長李亞飛如此回應，“比方説出現什麼意外情況，記者來也是偶爾。”

　　“原先來過幾個，識破了是假的。”三台界煤礦辦公室主任馬能義承認，曾有假記者到該礦採訪。

　　據馬能義回憶，“（假記者）發現你這有情況，那有情況。我是記者，如果不能（制止），就要登報。”

　　但他否認了曾被假記者敲詐的事實。“後來通過熟人就識破了，報案了。最後聽説記者證都是買的。後來就少了，就基本沒有了。我們這兒還比較警惕的。”他還表示，已經記不清對方“自稱是哪個媒體的了”。

　　採訪中，多家煤礦企業提及，業界傳聞三台界煤礦曾遭假記者敲詐。中國青年報記者多方證實了這一點。

　　此後，記者深入榆林市神木縣的數家煤礦調查，受訪的煤礦無一例外，肯定地表示，曾有自稱記者的人到礦上以採訪為名，行敲詐之實，但均稱：假記者被識破，沒有得逞。他們對被假記者敲詐的經過三緘其口，諱莫如深。

　　“真記者和假記者在一塊攪著呢 ，各來好幾個……這個事我們也不很清楚，要跟公安部門具體了解。”牛建國説。他是榆林市榆陽區牛家梁鎮的鎮長。

　　在牛建國看來，“這兒煤礦多，近年煤礦産業比較發達，自然帶來了一些矛盾糾紛，自然引起多方關注”。

　　“不存在假記者成群的現象，我還沒有感覺到。”他又補充説。

　　2011年12月22日，在本報記者的再三追問下，榆林市榆陽區金牛煤礦黨委書記趙雲培向記者透露了2011年4月發生在該煤礦的一起敲詐勒索事件。

　　他介紹説，當時假記者夥同工人進行敲詐。具體的做法是，工人在井下撿到廢舊雷管後，“跟這些假記者裏勾外連，給我們找事”。

　　在趙雲培的辦公室裏，雙方開始討價還價，最終礦方答應掏兩萬塊錢買下兩名假記者手中的3枚雷管。

　　就在兩人準備開車離去時，早已接到報警的當地派出所民警出現在現場，將兩人抓獲。

　　“其他煤礦常聽説有假記者詐騙。我們是國有煤礦，不怕他們。”趙雲培解釋説，當時意識到被假記者敲詐，他暗中向警方報了案。

　　針對此案，中國青年報記者曾赴榆陽區人民法院了解案情，但遭到法院拒絕。

　　根據記者調查，假記者在當地敲詐的主要對象依次為：煤礦、其他私營企業、學校、交警、食品衛生部門等單位。

　　“刊前送閱”假記者的生財之道

　　在榆林新聞界，提起白岩林的名字，幾乎無人不曉。他自稱跟央視主持人白岩松相熟，兩人稱兄道弟；他的故事在坊間廣為流傳。他稱自己開的奔馳車是某卸任國家領導人用過的。

　　傳聞版本不一，虛虛實實。但可以證實的是，他的車牌號和手機的末五位是88888。

　　在並不算長的從業經歷中，他的身份變換多端：陜西省政協主辦的《各界導報》和《各界》雜誌記者部主任；某中字頭雜誌陜西發行站站長；最新的一個身份是《中外新聞雜誌社》的首席記者，名片上標注的辦公地點在陜西省政府大院。

　　曾經採訪過他的一位記者對他的評價是：“不能稱其為記者，充其量是在當地佔有一些資源、替人辦事的掮客。”也有人直接稱他是“徹頭徹尾的假記者”。

　　對此，白岩林的回應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別人説你的嘴，你又不能擋。不管他們説是真記者還是假記者，起碼別人都知道有個白岩林，是給我做廣告了。”

　　“原來我拿的是（新聞出版總）署（發的）證，全國統一的，在《各界導報》的時候，不在裏邊後交回去了。”白岩林説。

　　調查期間，中國青年報記者發現，一些並沒有取得駐站資質的記者站在榆林地區活動非常活躍。

　　記者在榆林市委黨校的大樓裏看到，該樓挂著一塊記者站的銅牌，上面赫然印著“中共中央黨校”、“市縣領導月刊”、“市縣領導觀察網”、“陜北調研處”幾行大字，並印有紅色的黨徽。

　　此後，中國青年報記者向相關部門核查發現，《市縣領導觀察》月刊未經新聞出版總署審批。中央黨校稱，該刊及所謂“市縣領導觀察網”陜北調研處與中央黨校沒有任何關係。

　　當地知情人士透露，在談錢之前，真假記者並無二致。假記者的做法是接到舉報或掌握線索後，先將曝光問題的稿件寫好，然後傳真發至被監督單位。這正是假記者的生財之道。

　　中國青年報記者手頭掌握的一份《廉政風雲》采編部“刊前送閱件”顯示：“我采編部2011年7月11日接到之（知）情人的舉報，對該礦三起事故初步進行了調查落實，與舉報的內容基本相附（符），基本屬實。”

　　該送閱件的結尾這樣寫道：“請問監管部門，黨和人民授予你們的權利（力）你們用到什麼地方去了？”落款顯示，地址是陜西省人民政府8號樓303房間。

　　據媒體報道，榆林市一收費站稽查股工作人員曾特意對過往記者的新聞記者證進行網上核驗，結果發現，一天之內，被檢查的17名記者中僅有3名是真記者。當地一種説法是，一個以假亂真的記者證，街頭只要數百元就可以買到。

　　更有甚者，一些車輛不挂正式牌照，只打出一個“新聞採訪”的牌子。

　　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榆林作家姬曉東，曾寫過一部長篇小説《記者》。“約有一半的新聞故事是我親身經歷或曾發生在記者朋友們身上的事情，只是在寫作時對人物、地點和故事進行了適當的技術處理和藝術加工。”姬曉東説。

　　姬曉東坦言，寫這部小説的初衷就是想“揭示新聞界的腐敗，對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提出警示”。

　　多年來，他一直和媒體界保持著密切聯絡。他注意到：“近年來，用網絡詐騙的方式越來越普遍。幾百塊錢就能註冊一個網站，隨便就能‘挂靠’一個‘媒體’，造假成本很低，加之犯罪成本也很低，很少出事，導致假記者行騙越來越猖獗。”

　　“老鼠”為什麼不怕“貓”？

　　熟悉陜北媒體情況的一位人士稱，假記者在陜北地區氾濫，大致肇始於2003年。被譽為“中國科威特”的榆林，10年前還是個經濟落後的邊遠小城，由於煤、油、天然氣等能源開發加快，如今榆林已“富甲天下”。

　　但當地一些官員不願意承認假記者現象存在。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神木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喜林一口咬定：“我們宣傳部沒有接待過假記者，從來沒有給他好吃好喝，沒有這回事。”而且，他還補充説，從來沒有單位和礦業企業向宣傳部反映過有假記者。

　　可是，記者發現，在羅喜林的辦公桌玻璃板下，壓著他多年來從報刊上剪下來的多篇文章，其內容幾乎全部與記者管理有關。其中一則新聞報道的標題就是：“舉報非法報刊假記者假新聞，請撥12390”。

　　為什麼“貓”不承認見到過“老鼠”呢？

　　此間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對一些基層單位來説，一方面缺乏甄別真假記者的知識，另一方面，確有苦衷和難言之隱。”

　　另有當地知情人士分析：“假記者氾濫還是有土壤的。一方面，客觀上，榆林地區有錢；另一方面，很多部門的工作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有關企業和單位常常有息事寧人的心理，願意花錢消災。”

　　榆林市公安局宣傳科科長田建發則認為，假記者之所以猖獗，是因為很多單位忌憚“假記者背後有真記者，所以有時候明知道他是假記者，也不敢和他較勁”。

　　他分析説：“好多假記者要麼以前在媒體幹過，要麼當過媒體的臨時工作人員，他在媒體內肯定有一幫真正的記者朋友。當某個事情他拿不下來的時候，他就會把他所獲知的問題交給真記者。基層就怕這一點，怕假記者背後有真記者。”

　　“你説我們怎麼辦？有些報社的聘用人員來採訪，不能因為是聘用的就把人抓起來。我們只能熱情接待。”神木縣公安局政工監督室主任付廣平對記者説。

　　付廣平坦言：“不接受採訪，你把人惹下……如果因為這個事翻來覆去地糾纏，我們沒那精力。”

　　榆林市林校校長李高林認為：“從某種程度説，記者的行為是下面的人慣的。你沒做錯什麼，就可以理直氣壯，否則就助長了一些記者在這方面的行為。”

　　在李高林看來：“任何一個單位、包括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不可能沒有問題。記者如果帶著跟這個學校鬧事的（心態），我相信到任何學校都能找到問題，小題大作。”

　　他進一步補充説：“尤其是我們中職學校，很脆弱。我們要招生，有個輿論風波，我們有口難辯，我們怎麼能辯過記者呢？”

　　不過李高林稱，該校雖屢遭自稱記者的人敲詐，但均被他“嚴辭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