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早點有人給我們講這些知識，如果早點有社區居住機構這樣的照料場所，也許弟弟的病情就能夠得到控制，就不會一病35年。”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張冉燃

　　在29歲那一年，袁滿突然意識到她的人生不能只為了自己，還必須為著弟弟——一個19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那一年，是1976年。“弟弟患病後的這35年，我真是一言難盡。”袁滿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弟弟因為這病坐過牢、住過院，過得很苦，我過得也很苦。”

　　精神分裂症是一種最為常見、最為嚴重的精神疾病，以思維、情感、行為等的分裂，精神活動與環境的不協調為主要特徵，有人將之比喻為精神疾病中的癌症。

　　根據流行病學研究推算，中國約有上百萬精神分裂症患者。由於精神分裂症大多起病于青壯年（16~35歲），若治療不及時則可能長期嚴重影響患者心理健康，損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對精神分裂症患者，傳統的照料模式是，要麼讓其住院由醫生護士管，要麼讓其出院由患者家屬管。“這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精神上，都給患者家庭造成沉重負擔。”北京市海淀區精神衛生防治院院長王誠評論道。

　　他解釋説，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獨自生活，需要有人管，過去常常是把患者推給家屬，那麼一旦家屬管得不好、管不過來，就很可能導致患者犯病，而家屬往往管得不好、管不過來，一則因為精神分裂症復發率較高，病人長期服藥容易使家庭因病致貧，二則家庭常常沒有人手專門看護、照料患者。

　　正是看到醫院、家庭照料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不足，王誠和他的團隊著力在醫院和家庭之間構築社區這道康復防線。“社會照料比家庭照料的力量更大，更容易保持穩定。我們的經驗是，沒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會犯病，進而肇事肇禍，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們並不容易引發社會危害。就好比照顧小孩，你把小孩照顧好了，他就不容易磕傷、出危險；反之，你不管他，躲著他，甚至孤立他，他還真是容易受到傷害。”

　　王誠選擇的這條路並不平坦。以美國為例，該國也曾在上世紀中期大舉建設精神病醫院，其主要用途即在於強制收留精神分裂症患者，使其長期住院。但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意識到長期住院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恢復和重返社會不利，“開門運動”（打開精神病院大門，讓大部分患者進入社會）應運而生。

　　儘管“開門運動”一度被認為是“對精神病人的解放”、“精神醫學中的一次革命”，後來卻遭遇批評——許多精神分裂症患者並沒有被社會真正接納。

　　那麼，幫助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區康復、對其進行社會照料的星星之火，能夠在中國形成燎原之勢嗎？

　　家庭照料不足

　　封閉式管理的精神衛生類醫院，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療康復的重要陣地。

　　衛生部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共有精神科床位14萬張，按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46天計算，則每床每年約能收治8位病人，14萬張床每年最多可以收治112萬名患者。

　　而中國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就約為1600萬人。一般認為，約10%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會發生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需要住院治療。

　　有鋻於精神科床位數的明顯不足，2010年，衛生部副部長尹力在“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議”上表示，全國將在2010年和2011年改擴建550家精神專科醫院和綜合醫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

　　根據衛生部《2011年中國衛生統計提要》，2010年全國精神科床位總數已經接近20萬張，基本能夠滿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

　　然而，考慮我國重性精神疾病中約有30%的患者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療可能致殘，以及我國重症抑鬱障礙的患病率為4.3%，其中約有10%的重症抑鬱障礙患者有嚴重自殺傾向，需要住院治療等現實，精神科的床位還是頗為緊張。

　　在精神科床位供不應求的背景下，相當多的患者不得不依賴家庭，在家庭完成後期康復。王誠認為，這是家庭的一個巨大困難。

　　他解釋説，由於精神分裂症好發于青壯年時期，確診後往往失去工作，即便已經結婚，往往也得離婚，大多還是靠父母照顧。假設患者25歲發病，其父母50歲，那麼他的父母還能照顧他20年，可20年後他的父母70歲，患者很可能面臨無人照顧的情況。“我們醫院有一位女性患者，她的父母都80歲了，還要不時來醫院看望女兒，老兩口跟我講，他們在中關村有套房，能值三五百萬元，如果有一天他們管不了女兒了，能不能把賣房子的錢交給醫院，由醫院來照顧女兒的後半生。我接觸過的這類人不是一個兩個，只要是年輕發病的，往往都是這樣，我們醫院老年病房裏的很多人都是這麼過來的，類似情況還在源源不斷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