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視”第一，“睡覺”排第二。在2012年“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座談會上，共青團貴州省委發佈了對該省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調查的結果。數據顯示，逾七成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的業餘生活內容“不太豐富”或“很單調”。

　　孤獨的“電視時光”

　　記者從這份調研報告中了解到，逾七成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的業餘生活內容“不太豐富”或“很單調”，其中79.12%的受訪者在工作之餘選擇看電視或睡大覺，而“業餘時間學習或參加培訓”的只有17%，去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或紀念館的不到5%，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主要集中在打撲克、上網等簡單娛樂活動上，主動參與學習型活動的較少。

　　通過問卷調查和實地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業餘生活安排中，看電視排位第一，接下來依次是睡覺、讀書看報、聽音樂、逛街購物、上網。

　　而對業餘生活的滿意度調查中，23%的人對自己的業餘生活“不滿意”，53%的覺得“很一般”，只有4%的人對自己的生活比較滿意。新生代農民工以“三高一低”為特徵，即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高、更強烈、更迫切，84%的人明確表示願意參加單位組織的文化娛樂活動。但因為精神文化方面的差異，與城市社會融合度並不高。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圈子十分狹窄，加上充電難的困擾，在城市中往往處於孤立狀態。

　　另外，貴州新生代農民工在教育培訓中獲取知識和信息渠道較少。調查中，新生代農民工獲取知識和提升技能的渠道中網絡佔到70%，其他途徑的不到20%。由此可見，網絡是他們獲取知識和提升技能的主要途徑。

　　消磨的“虛擬人生”

　　今年24歲的喻大軍是典型的新生代農民工，一身被熨燙得有棱有角的工作服，很有城裏人的感覺。

　　喻大軍老家在貴州織金，上世紀80年代，父母來到貴陽做蔬菜批發生意，他和弟弟喻二軍先後在貴陽出生。喻大軍告訴記者，因為家裏有兩個孩子，父母每天只能拼命打工掙錢，從來沒有想過要去享受什麼，他們連精神文化生活是什麼意思都不懂。

　　現在，有了工作的喻家兩兄弟，生活溫飽不愁，但他們極少有機會去休閒娛樂場所。為什麼不敢奢求文化生活呢？喻大軍的回答是“我沒有錢”。

　　喻大軍在貴陽一家物業管理公司上班，他告訴記者：“我每天上班從早晨8點一直到晚上8點，一天工作12個小時，一個月的薪水1800元。要存錢娶老婆，我規定自己一個月要存1400元，除去每天2元的公交車費、每天中午5.5元的飯錢、還有每天3個小時左右的上網費，一個月的零花錢只有25元。”

　　喻大軍現在的主要娛樂方式就是網遊，每天下班後他固定去網吧泡到晚上11點左右才回家，“我好幾個遊戲裏的角色都很厲害，很多人很崇拜我呢。”説起這些，他略微有些得意。在他服務的公司還有一批像他這樣的年輕農民工，“白天大夥集體上班，晚上大夥集體遊戲”。

　　這次調查顯示，2011年貴州新生代農民工月均生活消費支出為860元，但用於文化娛樂消費的支出僅為每月35元。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因為“錢少”不敢娛樂的農民工不在少數。下班之後，身心疲憊的農民工往往是回家倒頭大睡，要不然就是約上幾個老鄉在小餐館喝酒消遣，而相對年輕的農民工，大部分選擇去網吧打遊戲等娛樂方式，日復一日打發時間。

　　採訪中，記者聽到最多的話是：“城市裏豐富的業餘文化生活，對我們來説太奢侈了。”

　　未來的“文化夢想”

　　當天座談會上，來自貴州省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圍繞如何提高、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各抒己見，“我們希望能形成一些可操作性比較強的議案提案，爭取在2012年貴州省‘兩會’上提出，為農民工辦實事、辦好事。”

　　貴州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王明錚表示，針對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匱乏這一難題，應從政府、社團、企業、社區及個人等多方面著手，積極探索打造“多維一體”的文化平臺，以達到全方位、多形式、高效率地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目標。

　　貴州省社科院社會研究所所長王興驥建議，要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首先應從增加農民工收入、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及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素質入手，為“文化生活”打下基礎。

　　貴州省政協委員、企業家代表馬本林表示，企業應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加強企業文化軟硬體建設，多開展適合新生代農民工需求的文體活動，加大資金投入開設“職工書屋”等設施。此外，企業還更應注重實行人性化管理，改變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時間過長、業餘時間較少、工資待遇較低這一現狀，為其提供必要的文化生活時間，讓其“勞逸結合”。

　　貴州省文化館館長姚萍建議各級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把豐富農民工文化生活納入公共服務範疇，把它納入覆蓋城鄉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結合到和諧社會的整體建設框架之中。本報記者 李豐 趙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