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臨近年關,思家心切。當越來越多的人踏上回家的旅程時,卻有一群人不得不守在清冷的工地,他們也想回家,但是,遲遲沒有到手的工錢讓他們不敢回家。

　　近日,常年為農民工維權的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與公益法律事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佟麗華向記者介紹了幾起較為典型的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根據佟麗華的介紹,《法制日報》“新春走基層”記者走訪了這些被欠薪的農民工,試圖還原他們的討薪經歷和真切的生活。

　　“要不到工錢沒法回家過年”

　　在通往北京市門頭溝區潭柘寺景區的道路上,矗立著一大片剛建好但還無人入住的安置住宅樓,由於靠近山體,冬天在這裡會感到格外清冷。

　　在這常人難耐的清冷之中,46歲的四川籍務工男子岳遠林依然堅持住在這裡為了討要自己被拖欠的9萬餘元工錢。

　　岳遠林將《法制日報》記者帶到他的住處,這是一間剛建好的毛坯房,除了鋪蓋外,屋裏的傢具很少。

　　“我在這片工地也幹了一段時間了。去年3月1日,我們老鄉(拖欠工錢的公司)讓我把小區幾棟樓房的水暖工給做一下,當時約定每月勞務費6000元,但後來一段時間公司一直沒有支付勞務費。一直到去年8月1日,我實在幹不下去了,只得停工,但拖欠的工資卻一直沒有要回來。”岳遠林説。

　　岳遠林到北京務工將近10年,但今年的年關對他來説格外難熬。

　　“我已經把車票錢發給工人,讓他們提前回去。如果要不回工錢,過年我就不回去了。不然,到了除夕晚上,工人們很有可能又來到我家裏討要工錢。”岳遠林告訴記者,他手下的工人和他都是一個村子裏出來的,平時低頭不見抬頭見,只要他回去了,其他人肯定會知道,到了過年的時候也肯定會到家裏來要錢。

　　岳遠林説,工人們一般也不吵不鬧,就是坐在家裏不走。“如果我回去了,工人們過年時沒有從我這裡要到錢,那我的名聲也就全毀了,今後還有誰願意跟著我出來幹”?

　　對於岳遠林來説,除了擔心名聲受損外,面子也是個大問題。

　　“終歸在外面幹了好多年了,其他人一説起來,都説是在北京打工的。可是實際上呢?這兩個月來家裏一直在給我寄錢。要是過年回去了,親戚朋友帶著小孩串門,不管怎樣也得給孩子一個10元20元的紅包意思一下,但現在這個樣子,又怎麼拿得出錢呢。”岳遠林説。

　　一想到自己也許不能回家過年,岳遠林説,他特別想念自己的孩子。“我有兩個孩子,老大是個女孩,上高二了,個子一米七五,成績很好。老二是個男孩,在上小學。因為女兒快上大學了,老婆一直髮愁學費從哪來。我本來準備拿到9萬餘元工錢後,就存5萬元作為女兒的學費。現在看來,拿回工錢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事”。

　　現在,岳遠林已經寫好了民事起訴狀,準備與拖欠工錢的公司對簿公堂,但他自己對此信心不足。

　　“説實話,討要工錢真沒什麼好辦法。過去,我手底下也有工人因為要不到錢發脾氣,於是一怒之下把自己原來幹好的活全給毀了,可是他們不知道這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曾經有個工人是裝PVC吊頂材料的,因為沒拿到工錢,就把那棟樓從一樓到頂樓所有已經裝好的PVC吊頂全部砸壞了,結果就被抓了起來。問清原由後,考慮到他還有兩個孩子在家沒人管,這才把他放出來。”大約是外出打工的時間太長了,岳遠林説話的語氣始終波瀾不驚。

　　14萬元工資如同畫餅

　　本報記者杜曉

　　在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面向農民工舉辦的維權普法宣傳活動上,35歲的安徽籍務工女子許雪鳳被選為農民工代表走上前臺。

　　此時,許雪鳳卻做出了一個令在場人員吃驚的舉動,她猛地跪倒在地,哭道:“要不回錢,現在學再多的法律知識也沒有意義啊。”

　　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趕緊將許雪鳳扶起,隨後,將她帶到法院去諮詢如何通過法律手段討要薪水。

　　《法制日報》記者在位於北京大鐘寺城鐵附近一家工地的工棚裏見到了許雪鳳和她的丈夫。

　　工棚裏的一張桌子上放著許多方便麵、饅頭和榨菜,許雪鳳和她的丈夫每天就靠吃這些度日。城鐵從工棚的窗戶外開過,聲音很大。工棚裏沒有暖氣,溫度很低,但許雪鳳和她的丈夫對此似乎已經麻木了。

　　“工地的活幹完了,沒有拿到錢,也不讓我們住了。這裡是我們一個老鄉幹活的地方,他已經拿到錢回家過年了,我們只能暫住在這裡。”許雪鳳告訴記者。

　　2011年,許雪鳳和她的丈夫從安徽老家來到北京務工,這是他們第一次外出打工。2011年8月底,工程主體竣工後工人全部退場,但總計還有50余萬元工資未支付給工人,這其中就有屬於徐雪鳳和他丈夫的14萬餘元。

　　據介紹,許雪鳳等人所承包的工程是從一家國有建築公司分包給某建築公司的,這家承包項目的公司目前已經解散。2011年9月,有關部門曾經幾家聯合就這家公司解散之後工人工資的問題集中進行過解決,但是結果是讓許雪鳳手中多了張白條,上面寫著,“ⅹⅹ公司下欠陳家豹(許雪鳳的丈夫)工人工資140597元”,白條上進一步註明,“欠款在主體工程竣工兩個月內結清”。但至今,上述款項依然形同畫餅。

　　“我婆婆心臟腫大,孩子又在上學,我們就想著來北京多掙點錢,一方面給我婆婆治病,另一方面也給孩子將來存點錢。但現在一分錢沒拿到,回去怎麼跟婆婆説啊,她70多歲了,心臟本來就不好。”許雪鳳坐在一個低矮的小板凳上,將頭斜靠在床上,由於幾天來哭得太多,睡眠不好,臉已經有些浮腫。

　　説話的工夫,許雪鳳的眼淚又流了下來。他的丈夫,還有一同被拖欠工資的來自四川的謝開泉、來自河北的許鳳龍,3個大男人的眼角無不挂著淚水。

　　“我女兒也上高中了,也需要錢。”40多歲的謝開泉哽咽著。

　　自進入2012年1月以來,許雪鳳等人就開始為拖欠工資的事,不停地找有關部門投訴,令他們感到失望的是,沒有哪個部門願意出來為他們解決問題。

　　“經常看新聞,説幾部門聯手整治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但問題是,幾部門聯手之後也沒有一個&&的,他們都是平級的,於是將問題踢來踢去,這個部門説應該找那個部門,那個部門又説要找這個部門,結果是像我們這些討薪的人腿都跑斷了,還是一分錢都要不到。”許雪鳳説,“該跑的部門我們每個都跑了好幾遍,每個部門都認為應該找其他部門,包括建築公司、勞動監察、建委等等。”

　　許雪鳳告訴記者,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一個部門反映問題,對方回答:“如果按程序走的話,大約需要9個月的時間。”

　　“有一次我也很生氣,當著他們(工作人員)的面説,如果中國足球也能像你們這樣踢來踢去的,早就是世界一流了。”許雪鳳的丈夫臉上挂著淚水調侃。

　　加班費爭議成農民工維權新焦點

　　對話人

　　北京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時福茂

　　《法制日報》記者

　　杜　曉

　　《法制日報》實習生

　　嚴寒梅

　　對話動機

　　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的一項重點工作。一度引起社會關注的農民工欠薪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但是,今年各地仍出現了一些農民工採取極端方式討薪的事件。為何在各級黨委、政府重視之下,農民工仍頻頻遭遇欠薪現象?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背後有哪些原因?圍繞這些問題,《法制日報》記者與北京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時福茂展開了對話。

　　對話

　　記者:在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接觸過的案例中,農民工勞動爭議的總體特點是怎麼樣的?

　　時福茂:我們每年大約提供法律諮詢6000件,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000件。從統計數據來看,建築領域追討欠薪和工傷仍然是比例最高的兩類案件。其中,建築行業拖欠工資涉及的人數佔55.3%,案件比例佔到20.3%。

　　近幾年,單純拖欠工資類案件所佔的比重已經開始有所下降,不再佔援助案件的絕對多數。農民工勞動爭議案件擴展到更多類型,如加班費爭議、解除勞動關係爭議、社會保險爭議等。從統計數據來看,尤其是加班費案件,有些地方一半以上的勞動爭議案件中都涉及加班費訴求。

　　記者:從今年的情況來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有哪些新的特點?

　　時福茂:通常來説,年前的案子會比平時要多。今年一大特點就是來自建築行業的欠薪案例相對少了些,其他行業的案子相對來説多了。

　　今年一些企業單方面解除勞動關係的案例較多。在這類案例中,一般務工人員都是工作了很久,有的甚至工作10年以上,企業突然單方面終止勞動關係,或者到年底就自動解除勞動關係,可以説是變相解雇,一方面這裡面很多也涉及到欠薪的情況,往往企業解除合同之後沒有付清工資,另一方面,企業單方面解除合同要賠償很多錢,所以企業會想辦法逼著務工人員辭職,變動崗位,或者給務工人員穿小鞋,這樣就不用賠付了。

　　記者:您剛才提到,今年單純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有所減少,其中有哪些原因?

　　時福茂: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北京的建築工地有所減少。比起2008年,我的感覺是北京的建築工地減少了很多。其次,農民工的法律意識也有一些提高,比如説很多人不會非要等到一年才要工資,或者簽訂勞動協議。再次,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法院、勞動局等也積極參與協調解決了一些案件,有了一些成功解決的案件後,當此類案件再度出現時就會好辦很多,對於減少此類案件也會起到非常積極的示範作用。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現在法院判案有了連帶責任,如果包工頭不給工人工錢,責任就直接由挂靠企業公司承擔。從這點看,這幾年的積累起到了一些作用。

　　就解除勞動關係拖欠工資的案件而言,目前雙倍工資差額和賠償金佔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企業追求低人力成本,逃避應有的繳費義務,還有用人單位只是和勞動者口頭協議,不願意和工人簽訂書面協議,這些都從另一方面推動了欠薪現象的出現。

　　記者:從維護農民工權益的角度來看,政府部門還需要做哪些工作?

　　時福茂:農民工的法律知識缺乏,維權能力較差,面對複雜冗長的訴訟程序,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因為不願意與老闆成仇家,不想選擇打官司,他們希望政府部門為他們做主,所以還是有人會選擇信訪。

　　如果侵害農民工權益的事情是發生在相關部門的管理範圍內,行政部門發現企業嚴重違法,應當依法查處；行政部門確實解決不了的問題,應當引導農民工依法維權。

　　目前,的確也還存在一些“踢皮球”的情況,這説明,在保護農民工權益方面,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些需要提升的地方不僅包括法律及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對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態度,相關部門及人員急需提高、急需端正解決問題的態度。社會必須正確引導農民工的維權意識,保障農民工維權的權利。

　　不光討薪還得要回社保

　　本報記者杜曉

　　38歲的四川籍來京務工男子嚴代忠最近腦子裏有點暈,他甚至把已經購買的回家車票時間都記錯了:1月13日弄成了1月12日。

　　“事情太多了。”嚴代忠對《法制日報》記者説,自從原來打工的公司將他掃地出門之後,他和另外幾名工人一起陷入了無休止的討薪和維權過程中。

　　嚴代忠曾工作過的公司專門生産服裝展示道具,也就是人們平時在服裝店裏所見到的模特模型。

　　嚴代忠告訴記者,這家公司規模很大,總部在浙江,在北京有其下設的一個經銷點和生産基地。

　　“我從2009年就在這家公司幹了,今年年底的時候,公司忽然通知我們北京這邊所有的人都要撤走,問我們願不願意跟著去浙江幹。我們就是出來打工的,有很多人不願意跟著公司東跑西顛,在回答了‘不願意’之後,公司就不承認我們曾經是他們的員工,連最後一個月的工資和去年的年終獎都沒有發,就要把我們都趕走。”嚴代忠説。

　　80後陜西女孩陳玉芳和她的老公都在這家公司工作過,她從2006年起就在這家公司打工,可謂是“資深”工人了。

　　“最讓我們氣憤的是,當初簽合同時,公司説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都給我們上,結果一晃好幾年過去了,就這麼一直拖著一分錢都沒交。”陳玉芳告訴記者,他們現在除了向公司討要剩下的工錢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讓公司把這幾年“一分錢沒交”的社保都給補上。

　　“在仲裁的時候,公司派來的律師一口咬定我們和公司一點關係都沒有,現在公司的廠房已經停産了,公司也沒有人過來。”陳玉芳説。

　　《法制日報》記者跟隨嚴代忠、陳玉芳一起來到他們所説的位於北京市大興區瀛海鎮西二村的廠房,這裡四週空曠,人煙稀少,再往南走便進入了河北境內。

　　記者看到,這片廠房的面積很大,儘管已經停工多日,但仍能看出生産的痕跡,房間裏擺放著生産出來的人體模型。

　　“我過去主要在這裡工作。”陳玉芳指著一個白花花的大池子對記者説,這裡是專門給已經生産出來的人體模型染色的。

　　“要是工作的時候你站在這裡根本看不出來,我如果中途從廠房裏出來你也認不出來,身上都是白色的粉塵,每個人從頭到腳全是白的。回到家後,連唾沫、鼻涕都是白色的。”陳玉芳對記者説。

　　記者注意到,陳玉芳曾工作過的房間的屋頂有要垮塌的跡象。

　　“這間房間的屋頂去年夏天塌過一次。當時刮大風,屋裏還有人在工作,結果整個人都被埋在了下面,還好人沒受傷。”陳玉芳説,由於這一片廠房都是臨時搭建的,建築質量很差,屋頂垮塌的現象已經不止發生一次了。

　　“我就是幹這個的。”嚴代忠把記者帶到另一間房間,拿起桌上兩個瓶子説,他的工作就是用這兩個瓶子裏的藥水再加上其他的化學物品混合在一起後,將模型的表面修補得更加光滑。

　　“這些藥水非常危險。老闆警告我,將這兩瓶藥水同時向墻上扔過去,其威力等同於一顆炸彈。”嚴代忠説,一個夏天,他在屋裏幹活時,這些藥水突然自燃,差點把他頭髮都燒掉了。

　　“這不算什麼,那個威力才大。”陳玉芳指著院子裏的一個鐵皮桶説,那裏面曾經也是裝滿了化學試劑,有一次不小心遇見明火後,冒出一人多高的火焰,“像噴泉一樣”。

　　記者了解到,這樣的廠房在冬天沒有暖氣,工人們只能燒柴取暖；夏天又不通風,溫度超過40攝氏度。工人們的工作時間是這樣的:早上8點到中午11點半,之後半個小時吃飯,再從12點一直幹到下午5點,再用半個小時吃飯,接著一直幹到晚上8點。吃的菜只能二選一:蘿蔔或者大白菜。

　　嚴代忠和陳玉芳又將記者帶到樓上的一房間,這是整個廠房裏唯一有暖氣的屋子,也是經理辦公的地方。工人們將存放在這裡的所有的考勤表都找出來提交給仲裁機構,以證明自己曾經在這裡幹過,從而進一步要回自己的工錢和社保。

　　“經理過去不支持我們,不讓我們來這裡,也不讓我們拿那些考勤表。後來,經理髮現公司要連他也要一起弄走,於是轉而支持我們了。”陳玉芳説。

　　整個下午,陳玉芳、嚴代忠和其他工人都在整理那一大堆考勤表。

　　“雖然我已經買了票,但是如果不能討到一個説法,我寧可把票退了不回去。”陳玉芳説。

　　嚴代忠告訴記者,他很快就回老家了,以後也不會再出來打工了。

　　採訪手記

　　不能再打法律擦邊球了

　　數年前,我國一代經濟學泰斗吳敬璉的綽號從“吳市場”變為了“吳法治”,吳敬璉本人是這樣解釋自己對法治市場經濟的日益推崇和深入理解:“政府改革的任務,在於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環境。”

　　誠如斯言。近年來,中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但是相應的法治市場環境是否已經真正得到建立,這還要打一個問號。

　　一直以來,在不少人看來,我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優勢在於低廉的人力成本。而建築行業被公認為是勞動力資金的密集行業,大拆大建也被地方政府認為是拉動GDP的利器,於是,在建築行業裏,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被一部分“有識之士”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甚至發展到損害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益,經年累月拖欠農民工工資、罔顧農民工所面臨的困苦處境即是明證。

　　當前,頻頻出現的“民工荒”、“用工荒”已經給中國經濟長期脫離法治軌道或者打著法律的擦邊球進行發展的情形敲響了警鐘。拖欠農民工工資背後説明了什麼問題?很簡單,是對合同的不履行,是對法律的不尊重。

　　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法治與市場本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當法治的精神不能得到推崇時,市場的發展也將蕩然無存。當農民工為了微薄的工資而奔走呼號時,人們不禁發問,市場最基本的契約精神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