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農民工輸入大省廣東和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都提出將適時取消“農民工”稱謂。分析稱，中國應消除城鄉“二元格局”，提高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社會保障程度，才能使農民從根本上不再受到社會歧視。CFP供圖

人物檔案

　　南香紅，現任《南方都市報》首席研究員，著有《巨災時代的媒體操作》、《眾神棲落新疆——東西方文明的偉大相遇與融合》等專著，曾完成“農民工城市暴力犯罪調查”、“打工妹情感婚姻問題調查”，參與策劃“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大型調查等專題研究。

對話背景

　　近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9部門聯合，就做好2012年元旦、春節前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進行動員部署。

　　近年來，每逢歲末年初，民工荒、追討欠薪、民工返鄉潮等現象一再佔據公眾視線。而在一系列現象背後，是農民工群體亟須被社會關注、包容的現狀。從初入城市的舉目無親，到逐步建立社交網絡，再到上升路上的瓶頸之困……這一群體的變遷既伴隨著社會巨大發展，也伴隨著自身的艱辛付出。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民工群體的變遷脈絡究竟是怎樣的？如今，他們的生活仍要面臨哪些困境？如何為其謀求新的發展空間？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話題專訪了南香紅。

農民工群體的變化給城市帶來新課題

　　中國青年報：據了解，近期你參與策劃了為期一年的“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大型調查。作為策劃人之一，你關注農民工這一群體的初衷是什麼？

　　南香紅：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開始，而主要的改革經歷者和推動者也是中國的農民。在農民當中站在改革大潮潮頭的是農民工。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遷徙，30多年來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農村、城市和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

　　30多年來，我們對農民工群體的認識也一直處在變化中：一開始我們恐懼這種遷徙；後來設法阻止遷徙，因為大遷徙給原有社會秩序和應對模式帶來了巨大挑戰；然後，我們意識到，農民工代表著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再後來，豐富的勞動力市場逐漸轉變為民工荒。

　　總之，隨著民工潮的不斷擴大，其遷徙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已成為整個社會需要面對的現實。過去，媒體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大多是個案式的：哪爆發了極端事件，媒體才會跟進。30年過去了，到了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之路的時候，也到了該為農民工群體做整體記錄的時期，所以我們選擇為農民工做一次這樣的記錄。

　　中國青年報：調查中有什麼發現？能談談30年間中國農民工現象發展的大致脈絡嗎？

　　南香紅：持續30年的民工潮，為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動力，也創造了經濟奇跡。但是，當我深入調查農民工進城動機時，卻感到有些心酸。他們的動機很簡單：農村地少人多，吃不飽飯，到城市找份生計。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有了最初流動。2000年之後，外出流動成了主流現象。打工仔、打工妹已然成為城市的新居民和流水線上的主力軍。

　　近年來，我們看到了很多新現象，比如民工荒和新生代農民工、留守兒童問題等。這説明了一個事實：30年過去了，第一代農民工已經老去，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農民工。不同於父輩，對未來充滿期待、對生活品質有所追求、渴望身份變化，是新一代農民工的重要特質。

　　這種變化對社會管理者、城鄉二元體製造成了衝擊：提高待遇、為其提供城市身份，城市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如果不改善，農民工和城市、社會的衝突則會加劇。如何平穩地化解農民工身份矛盾、化解産業升級帶來的陣痛，是未來需要解決的重點。

　　中國青年報：從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的角度看，農民工的遷徙具有哪些巨大意義？

　　南香紅：他們的遷徙改變了中國。在遷徙中，農民工釋放出了巨大的向上力量，也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發展能量。以廣東東莞為例。上世紀90年代初期，四川、湖南等地的農民紛紛南下廣東打工。當時，擁有大量工廠的東莞，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外來務工者。從1985年到2005年，東莞外來人口從13.5萬增加到584.98萬。與此同時，20年間當地GDP從20.38億元增長到2182.44億元。這組數據足以説明農民工遷徙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意義。

缺乏上升空間成為農民工面臨的一大困境

　　中國青年報：在此之前，你也曾多次調查過這一群體。他們的生活狀況究竟是怎樣的？生活中的主要困境來自哪？

　　南香紅：在此次調查之前，我還曾做過農民工在城市暴力犯罪、打工妹婚姻情感困境等調查。2003年的一次經歷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當時，也是年關將近時，我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進行了5天跟蹤採訪。

　　在提審室裏，20多個犯罪嫌疑人從左到右排開。一眼看去，他們的樣子很相似，也很年輕。至今我仍記得一位姓榮的18歲青年農民工説，他就是想搶點錢回家過年。連續幾年了，他辛苦賺的錢都拿不到。

　　在這次“30年農民工遷徙史”調查中，我們還進行了“東莞女工生存狀況調查”。調查發現，她們長期處於單一操作的流水線上，身上貼著“打工妹”的標簽，生活非常單調。在參與調查的女工中，有58.5%的人年齡在20～29歲之間。但在這樣年輕時，她們已被牢牢固定在單調的工作和生活上，幾乎看不到改善和升遷的途徑。

　　她們中有一些人不為命運所屈服，不甘沉默在社會底層：有的人通過自學或接受成人教育，走上了廠區主管的位置；有的人離開流水線而自主創業成為企業家；有的人成了打工文學女作家等等。但這些人少之又少，大部分女工面前的上升空間非常有限。

　　無論是小榮還是東莞女工，他們並非不能吃苦，貧窮也並非最大問題。最大的困難是，多年來，他們長期處於無變化的境地，生活沒有改善。

　　中國青年報：農民工遷徙給社會管理帶來哪些新考驗？

　　南香紅：農民工的遷徙，使得大量精壯勞動力來到城市，隨之而來的則是農村的凋敝。當下，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已成為新的社會問題。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需要從社會整體發展、根本性制度中找尋出路。農民工進城30年，我覺得基本狀態仍是卡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進了城市，解決不了市民身份，醫療、養老等公共福利享受不到；回到農村，他們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身份，無法適應當地生活。這些問題都將給社會管理帶來新的考驗。

城市人應該打開心門

　　中國青年報：每到歲末年初，關於農民工群體，你最關注的話題是什麼？

　　南香紅：有很多。比如，關於春運的話題。2008年年初，雨雪冰凍災害突襲我國南方廣大地區。當時，城鄉交通、電力、通信等設施遭受重創。面對災難，趕著回家過年的人們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其中，農民工佔了絕大多數。大雪過後，人們在反思這場雪災破壞力時，有一個關鍵詞不能不提：農民工滯留。那段時間，僅廣州火車站滯留的農民工就有幾十萬。

　　還有一個每逢年關就會提及的話題——農民工討薪。冒著酷暑嚴寒、不分晝夜辛苦勞作，結果卻拿不到應得的報酬——這是許多農民工面臨的困境。無奈之下，一些人會選擇極端的討薪方式。這種方式很容易吸引媒體和讀者的眼球，但同時會給個人及社會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就農民工個人而言，極端討薪會帶來嚴重的安全威脅；對社會而言，此類事件會引起秩序混亂、社會資源的浪費。

　　但是，如果換個角度思考，我們更應該反省自己：在面對這些為城市發展添磚加瓦、在雪災中仍堅持恪守秩序的農民工，我們究竟該如何為其提供平等待遇？怎樣淡化他們心中濃烈的飄泊感？面對他們，城市管理者和每位市民都有義務反思自己。

　　中國青年報：怎樣才能讓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南香紅：農民工的流動打破了過去城鄉間像鐵墻一樣堅固的二元結構。但是，一些農民工問題要得到徹底解決，還需要社會管理方式和戶籍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很多農民工在城市拼搏的最終目標，是要敲開厚重的城門。這個城門一方面是制度之門，另一方面是城市人的心門。

　　城市的制度並非公眾所能解決，但至少我們能逐漸消除與農民工心靈上的隔閡。對於外來務工人員，真正的需求絕不僅是一個城市戶口那麼簡單，還有真誠的尊重、理解和同情。人們必須學會謙虛地面對這一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