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團幹部視為工作中最具挑戰性的思想引導工作，在江蘇常州有了突破口。

　　團常州市委聯合上海明德學習型組織研究所所做的一項調研，為當地青年分類引導工作指明了方向。調研中，團組織與農村青年、進城務工青年、企業青年、機關青年、大學生5類青年群體互動交流，召開33場座談會，完成8377份問卷，一對一訪談500余人，梳理出38個思想意識關鍵點。

　　數據顯示，參與調研的常州青年幾乎全部表示“要通過各種形式加強學習成長成才”。

　　經過紮實的調研，一場將至少持續3年、以“學習”為主線、潛移默化影響青年人的思想引導“持久戰”悄悄醞釀。

“引導青年”如何落到實處

　　初聞“進城務工青年的思想引導”，常州方圓制藥有限公司團委書記楊然有些摸不著頭腦，“引導外來工的思想？這種大而空的事兒，連公司老闆恐怕都做不到，團組織能做些什麼？”

　　直到收到團新北區委發來一份“青春公益課堂”的“課程表”，他才了解個大概，“原來是讓外來工去免費聽課，在他們學習的過程中慢慢引導”。

　　課程內容從法律類的“以案釋法”、地方文化類的“追尋華羅庚的足跡”到時尚類的“九型人格分析”、“女性生活美粧”、“巧用顏色搭配服飾”、“情感銷售”等應有盡有，企業員工可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相應課程。課表一發，就被“搶”空了，“是他們感興趣的內容，不用費勁組織”。

　　與楊然一樣，最初得到“分類引導”工作的消息，團常州市委時任書記胡竹也有些“為難”，“目標很宏大，現實卻很具體。”他掰著指頭算了算，團市委機關總共才20余人，團縣委一般有七八個人，團區委一般只有兩三個人，“就那麼幾個‘兵’，那麼宏觀的目標，能完成嗎？”

　　胡竹決定，先不著急談“引導”，先做調研摸摸情況再説，“引導本身就是個長遠的任務，一兩年絕不可能完成，乾脆做得細緻些，一步一步來，先把近3年的行動規劃拿出來，先試點，再推廣，長年推進。”

　　2010年年中，團常州市委根據調研梳理出的5大類青年、38個思想意識關鍵點制定出《以建設學習型團組織、塑造學習型青年為路徑分類引導青年行動計劃（2010-2012）》，為每一類青年群體量身定制出兩項兼具服務與教育引導功能的活動載體，所有載體的主線都是“學習”。

　　胡竹對“學習”的理解不是一般的讀書看報，他認為以打造“學習型”團組織和青年的目標來做分類引導，既能實現青年成長成才、全面發展的目的，又能實現在青年中樹立共同理想信念的目標，“與黨的思想建設高度一致，同時還把引導青年與服務青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於是，在常州，大學生中有“青馬小導師”、“大學生道德講堂”；企業青年中有“青年學習圈”、“青年思想直通車”；進城務工青年中有“青春公益課堂”、“心靈之橋工作室”；農村青年中有“農村青年成長成才導師團”、“城鄉青年文化快遞”；機關青年中有“我思我想青年匯”、“青年讀書會”。

　　“過去講思想引導，有的團組織就把所有工作都寫進材料裏，自行分一下類。這樣的分類引導便成了‘大合唱’，缺少‘主心骨’。”胡竹説，“大合唱”式的分類引導，效率低、命中率低、針對性不強。有了“主心骨”，就像有了主旋律，使分類引導既分門別類實施，又有效整體推進，適用性和普遍性都能體現，事半功倍，而常州分類引導的“主心骨”就是“學習”。

“有了學習的便利，我要好好讀書”

　　團常州市委在工作中發現，那些平時看來不愛學習的人，當真正碰到學習機會時，他們會馬上“變了個人”。

　　比如，溧陽市天目湖鎮桂林村村民、超市老闆甘愛青，他過去很少看書。今年9月，他竟破天荒地從村文化服務站借來一本《法律百科》，著實把家人嚇了一跳。

　　在溧陽，團組織在各鎮和較大的村均建立了“城鄉青年文化超市”，定期調研青年需求，並根據調研反饋，將各類教材、科普資料進行菜單式配送，以增強農村青年的科學意識和法律意識。

　　這本《法律百科》輾轉到甘愛青手中，花了一個月時間，他緊趕慢趕，不到一個月就把書還了，“我要的信息都記下了，這書得來不易，用完趕緊放回村裏。”

　　借著從這本書裏學來的知識，甘愛青順利地“走法律程序”要回了客戶欠他的10余萬元款項。“過去別人欠錢，欠著就欠著了，誰會想到打官司？這次有了學習法律的便利，我當然要好好讀書學法律。”

　　過去不愛看書的農民學起了法律，在外打工不愛“多事”的務工青年李雲玲竟也學起了華羅庚。

　　李雲玲是常州方圓制藥車間的一名操作工，平時很少參加單位組織的活動。不久前，他“選”了一門課——追尋華羅庚的足跡。這堂課是由團新北區委免費為外來務工青年提供的，“聽説還有維權課、化粧課，都能自己選，我想多了解常州，就選了‘華羅庚’。”

　　“華羅庚小時候交不起學費，還輟學了，最後竟然還能自學成才，有這樣的吃苦精神才能成功。”李雲玲説，“與他相比，我在外打工吃點苦算什麼，只要我能堅持下去，工作時不忘學習，苦盡總能甘來。”

青年思想“直通”企業老總

　　常州中天鋼鐵有限公司青年員工周逸有過兩次與企業老總“親密接觸”的機會，兩次全都拜團組織所賜。幾年下來，他從生産一線的鉗工，幹到“技術員”崗位，再到機動處當“設備管理員”，直至今日的“辦公室主任助理”崗位，工資年年漲、職位歲歲升，最讓他“心動”的依舊還是那兩次“親密接觸”。

　　周逸的“親密接觸”緣于團常州市委統一部署的“青年思想直通車”活動。活動通過青年員工代表與企業老總座談的形式，嘗試將青年思想“直送”到企業老總耳畔。

　　周逸曾在一次生産部門團支部的座談會上，以一名普通技術工人的身份大膽反映問題——領導總是把有技術含量的關鍵工作交給“老師傅”做，長此以往，新人學不到關鍵技術，將會無心工作。

　　那次座談會，生産部門的一把手不允許參加，只有公司分管生産的副總一人直接與青年員工“對話”，以給青年一個大膽開口的機會。

　　對於周逸的疑慮，副總直接回話：“其實公司有個‘成才計劃’，是一個專為青年提供的發展平臺，你可以了解一下。”循著該計劃，小週一步步地從生産一線走上了管理崗位。

　　第二次，周逸又在座談會上，以“過來人”的身份直接向集團老總提意見，“廠裏很多老師傅，對新來的工人‘口頭語’比較多，年輕人受不了。”

　　這一次，他沒有得到領導的直接回復。若干天后，他見到了一份由集團黨支部名義下發的文件，文件規定“工作期間不講‘口頭語’。”後來，在黨支部組織的老技工培訓大會上，集團老總講話表示：“你們對待新來的徒弟，應該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如果你自己的孩子犯了類似錯誤，你會這麼責罵他嗎？”

　　如今，作為辦公室主任助理，周逸參加座談會的機會多了，只是身份變了。他從提建議、講問題的“刺頭”，變成了組織座談的工作人員，“每次總要準備點水果、小吃，我&&剝桔子、&&嗑瓜子，營造一個輕鬆隨意的環境。”

　　座談制度較過去更為“制度化”，與集團領導的“大交流”每季度一次，各團支部內部的“小交流”每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