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著 ISBN:7-5327-3655-5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01-01 38.0元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個高高的城樓上，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向群眾許諾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沒有外國佔領，沒有內戰。但是和平不會輕易到來，繁榮也要經過長期的奮鬥才能取得。上海共産黨人的興奮很快被他們的解放者的懷疑態度所沖淡。對於過慣農村生活、經常缺衣少食的解放軍官兵來説，上海這些老於世故、生活西化的同志帶有太多的資産階級味道，儘管他們也是黨員。

　　除此以外，城市處於混亂狀態的現實也加重了緊張局勢。物價飛漲，失業嚴重。米、煤、棉花和其他必需品都出現短缺。即使買一樣簡單的東西，也要排上好長時間的隊。“三個人的食物五個人分”，毛髮出號召，希望能有所幫助。但隨著不滿情緒的增長，示威者走上了街頭。

　　不久以後，政府掀起了一輪揪壞人的運動，把目標指向了“敵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黨員都必須接受一段時期的“整訓”，旨在徹底消除他們的任何舊思想。“整訓”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訊問，以挖出國民黨特務和暴露有資産階級思想的人。

　　過去6年以來，江澤民一直冒著極大的個人風險支持共産主義事業，他對接受這樣的“整訓”深感羞辱，併為由此中斷他在廠裏的工作而不快。當人們正在忍饑挨餓的時候，食品生産卻要受到耽誤。江被帶到位於上海市區以南25英里的松江，儘管他很惱火，但他還是接受了訊問，並順利過關。僅僅一個月後，他又重返益民廠的老崗位，而且還多了兩個新頭銜：第一副廠長和黨支部書記，而第二個頭銜更為重要。這是他在共産黨內的第一個正式領導職務。

　　共産黨革命之後，中國的企業都建立了雙重的管理機制：一重是黨的領導；另一重是行政或業務領導。從20世紀5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黨的領導體系掌握著大部分的權力。作為益民的黨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業，不久又成為行政第一把手。儘管只有25歲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廠的領導職務將使他成為上海工業界的精英之一，這為他以後在黨內晉陞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51年2月，他作為正式代表參加了上海市虹口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

　　對在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來説，在工廠的工作經歷被證明是他們提升的關鍵。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技術管理人員，都曾經管理過諸如工廠或研究所這樣的國有企事業單位，並在這一系統中升上高位。這與前兩代領導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鄧小平的“第二代”，個人升遷是靠戎馬生涯和軍功取得的，而毛的“第一代”則致力於創立思想體系，創造出了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作為益民食品廠的首腦，江實施了新的政策和計劃。“美女牌”商標被廢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光明牌”，這反映了從資産階級向無産階級的政治轉變。今天，“光明”仍是食品行業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作為熱情的共産主義者，江澤民還堅持讓他的工人在工間休息時高唱共産主義歌曲。1950年，當政府試圖將供電系統國有化時，工廠經常出現斷電現象，江便不失時機地利用這些空隙，領導廠裏的工人高唱《咱們工人有力量》。多年後，已成為高級領導人的他，在視察一家工廠時，突然脫口唱出了這首歌。同時，他也懂得市場的重要性，並尋求通過富有創意的廣告擴大益民的市場份額。

　　作為管理者，江努力讓手下職工的生活過得舒適些。他提高了食堂裏的膳食檔次，並向夜班工人提供免費夜宵。職工還可以把飯菜帶回家去給家人吃，這在當時是普遍的做法。（企業會大批量購買諸如雞蛋這樣的食品，將其發給職工以補貼他們微薄的收入。）江組織了許多文化活動，比如在工廠內組織表演小品和音樂劇，並且為文娛活動提供了場地。他已開始養成他特有的那種處事方式：關注上級的興趣，同時關心下屬的需要。

　　就在江升任廠長後的數月內，益民便超額完成了生産指標。益民成了模範工廠。很快，另一家生産“梅林”牌罐頭的食品廠與益民廠合併，也受江澤民領導。

　　工作之餘，江的心思轉向了成家立業。1949年12月，23歲的江與自己高中時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結婚，他和她相知幾近一輩子。據説，“兩人從小青梅竹馬”。王是江的養母的親侄女，從姻親（而非血緣）關繫上來説是江的表妹，他們的結合使這個大家庭變得更加緊密了。

　　江的妹妹江澤慧回憶了兄長當年的戀愛史，她説：“當三哥從南京轉往上海交大以後，他經常去看望我的外婆———也就是我母親的母親，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冶坪的父親。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歡三哥。1949年，當我母親搬到上海時，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女正在談戀愛。”

　　這一戀情正是一個性格互補而吸引對方的佳例。江喜歡社交，充滿自信，而他的新娘則文靜和善，含蓄謙遜。王冶坪也同樣多才多藝，受過良好教育，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學院。

　　為了改造中國社會和根除封建傳統，共産黨採取措施對婚姻法進行了趨於自由的改革。在共産黨接管政權之前，男人主宰著他們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們的丈夫是平等的，還可以離婚。這一改革所造成的一個出乎意料的後果是，婦女婚後不僅要加入報酬微薄的勞動大軍，出於傳統還要操持絲毫未減的家務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著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時，她祖父在上海是一個成功的商人，還是一個古玩字畫收藏家。她的父親曾到過美國，能説一口流利的英語。他擁有一家經營還算成功的工藝品廠，但在他早逝之後，王家的財富消耗殆盡。

　　當時以及在以後的多年中，一個謠言四處流傳，説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産黨高級領導人的親戚，而這位領導人也姓王。在中國，有超過7％的人都姓“王”。

　　大約100名賓客參加了那場歷時3小時的婚禮及婚宴，地點是在位於市中心靠近外灘的一家華麗的飯店。外灘是一條著名的濱河大道，它被稱為世界建築博覽館，因為你能在這裡看到各種風格的建築物。

　　“按照傳統，”王慧炯回憶説，“每個賓客都送一個裝錢的小紙包，有些還裝在紅紙包內。當然，賓客送的錢抵不上婚禮的開銷。我和江澤民都參加了對方的婚禮，我還是他婚禮上的兩個證婚人之一呢。”

　　“畢業後，我和江澤民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王回憶説，“但是要想保持經常聯絡很困難，因為新工作的壓力，還有時局的緊張，而且在革命勝利之前，暴露我們的共産主義或反國民黨觀點是很危險的。有一次，我們在街上邂逅，彼此間因為相當長時間沒有聯絡而有些尷尬。自從1956年我離開上海以後，我們有20多年都沒有聯絡。”

　　1952年，年輕的江澤民伕婦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他們給他取名為“綿恒”，意思是“綿和恒久”。1954年，他們的第二個兒子也出生了，他們給他取名為“綿康”，意思是“綿和康健”。儘管肩負著廠裏和家裏的重擔，江仍然照顧著他的兩個小妹妹，甚至在他力所能及的時候嬌慣她們一下。幾十年後，當江澤慧回憶起當年她親愛的三哥送給她的一件特殊禮物時，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們那時上體育課要求穿運動鞋，”她回憶説，“由於許多同學都來自富裕家庭，他們都穿著時髦的運動鞋，特別喜歡向別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羨慕。我們沒有運動鞋，因為我們買不起，這對我們來説是一大筆開支。於是我跟姐姐決定給在上海的三哥寫信，向他訴説我們的‘困境’。很快，兩雙運動鞋就寄到了我們手裏！我永遠忘不了我是多麼的快活，我向所有同學誇耀我的運動鞋怎麼比他們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説，‘你們的是揚州的。’”

　　兩個小姑娘開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廠的宿舍過暑假和寒假。他為她們安排了豐富多彩的活動：向她們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何生産出來的，還教她們跳交誼舞。

　　“三哥總是給我們安排各種活動，”江澤慧回憶道，臉上露出少女般的歡欣，“有時，他會帶我們去江灣體育場看比賽，或者帶我們去公園看風景。儘管他在廠裏很忙，但只要他有空，大多數時候是在星期天，他都會給我們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廠宿舍樓二樓的一套小公寓裏。整個房子只有一間臥室和一個小閣樓，儘管很擠，但他們總是歡迎家人來住。當江澤慧的母親搬到上海在一家銀行找到工作後，她和兒子兒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澤民還提出要把江澤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們母親身邊，但是七叔認為揚州中學能提供最好的傳統教育，他擔心上海會給小姑娘帶來太多的誘惑。“我和母親呆在一起的時間不多，對此我感到有點懊喪，”江澤慧回想往事時説道，“但我在揚州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對我就像父親一樣。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歲；他們在戰爭中並肩戰鬥，並擁有共同的朋友。戰後，七叔成為一名外國文學教授，後來專攻俄羅斯文學和中國古典詩詞。”

　　與此同時，新中國政府正面臨一場考驗。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天后，美國政府宣佈繼續支持國民黨政權。1950年6月25日，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美國向它的韓國盟友伸出了援手，並命令美國第七艦隊前往台灣海峽巡邏。美軍一直把部隊推進到中朝兩國的界河———鴨綠江。本來對美國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國政府出兵支持北方。這場衝突在西方被稱為“朝鮮戰爭”，在中國則被稱為“抗美援朝”。

　　對許多中國公民而言，不管他們的參與程度如何，這場戰爭都標誌著一個轉捩點。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後，中國終於迎來了一個統一而且真正獨立的政府。毛澤東命令他的部隊把美國軍隊從中國邊境上趕回去。在經過3年的浴血奮戰和付出了巨大犧牲之後，中國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設法結束了戰爭。儘管有70萬—100萬中國人獻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兒子，中國人仍然帶著一種自豪之情來看待這場戰爭。《朝鮮停戰協定》的簽署標誌著長期以來中國總是在談判桌上喪權辱國的歷史的結束。許多中國人把中國重新崛起為世界強國歸功於共産黨人，尤其是毛澤東。此時，中美關係陷入歷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澤民調到中國制皂廠（後改名為上海制皂廠）。江上任時，該廠只開工一半，且正在虧損。年僅25歲的江被任命為副廠長。他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對工廠進行國有化改造。

　　經濟千瘡百孔，幾個大城市正處於崩潰的邊緣，面對這種形勢，政府控制是實施改革的捷徑。政府採取了極端措施以控制資源、企業和土地。計劃經濟在中國建立起來了，這不僅僅是奉行馬列主義思想的需要，更是現實的需要。根據蘇聯的模式，國家將掌握所有的生産資料，並提前決定每個工廠的産量。與此同時，共産黨還發動了一些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旨在凈化黨員隊伍並使全國上下保持團結。

　　毛澤東試圖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他們的國家，中國進入到“蘇聯模式時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計劃者們模倣他們的蘇聯同行，開始推行農業集體化，發展重工業，併為每一家工廠制定生産指標。（舉例來説，計劃經濟要求每個漁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魚200磅的定額，但不管每天捕撈到的是魚，是貝殼，還是泥沙與石頭，只要這200磅被上交、過磅、記錄在案，並向上級報告。）

　　人數逾40萬的蘇聯專家來到中國，指導工廠的建設和運轉。同時，成千上萬名中國人被派往蘇聯，去學習他們的方法。回顧當時情況，人們可能會覺得費解，為什麼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會讓自己嚴重地依賴蘇聯。後者畢竟是列強之一，但毛澤東和他的高級官員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堅信社會主義的神奇團結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機械工業部的副部長。當時中國正在採用蘇聯的體制，該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産指標，建立新的企業並組織研發工作。汪的使命是，為製造重型機械和電氣設備集中最好的技術力量。汪努力給這項全國性的工作尋找最優秀的人才，為此，他把江澤民調到了該部設在上海的第二設計分局，並讓他擔任了一個新成立的電力設備部門的主管。對時年26歲的江來説，這只是一次平調，但給了他一次在技術要求更高的環境中發揮自己能力的機會。

　　之後不久，國務院便指示一機部起草本部門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由於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議把江調到北京協助起草工作。這也沒有直接給他帶來提升機會，但這項任務使江對政府決策有了第一手的經驗。

　　當時，人們把效益和規模畫上了等號：他們相信，工廠越大，生産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5週年之際，毛澤東致電蘇聯領導人，“對蘇聯政府幫助中國建設了156個大型工業企業表示由衷的感謝。”在這些新建企業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就是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位於北京東北約500英里的吉林省，該廠後來發展為中國首屈一指的轎車和卡車製造企業。在整整6年中，這個大工廠將成為江澤民的家。他在這裡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並慢慢領會到中央計劃體制的一些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