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一個目標。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實現全面小康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如果多數的家庭能夠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那麼全面小康的目標就實現了

　　就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法律手段而言，除了進一步完善工資合理分配機制外，還需要制定工資法或工資條例以及修改工會法從而改革工會體制，強化工會地位和作用，使其能夠有實力代表勞動者進行有效的工資協商

　　●在一個中等收入人群佔主體的社會中，人們的滿足感會增加，整個社會就會比較穩定，社會各界會比較團結

　　□新聞分析

　　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這一目標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一個焦點，更被普遍視為致力改善民生的亮點。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意義何在？如何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法制日報》記者就此採訪了業內專家。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意義重大

　　記者了解到，已經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上來”。

　　上述提法被認為是“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亮點之一”。

　　那麼，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對於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何意義？

　　“我國經濟的發展，已經不能再單純地用投資驅動、外貿驅動方式了，同時也要靠內需來拉動經濟的發展，讓三駕馬車共同驅動，其中，尤其要讓內需承擔更大的責任。在這個背景下，要擴大內需、要靠內需拉動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就是要讓老百姓兜裏有錢。而這就要靠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這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這個戰略部署背後的考量。”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説。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法學系副教授、勞動法教研室主任王向前也認為，收入分配不合理會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來看，我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出口，現在世界各國都面臨經濟危機，而且短時期內不會消除，所以我國要積極發展內需。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比較依賴投資，但是一味的投資會造成投資過剩，所以現在要解決擴大內需的問題，這樣才能讓經濟可持續的、良性的發展。從全國範圍來看，低收入人群的增收能力比較有限，如果能持續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範圍，就可以讓經濟可持續發展，這對國家來説具有重大的戰略性意義”。

　　此外，王向前還認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於消除兩極分化。“我國目前兩極分化比較嚴重，少部分人掌握了社會大部分財富，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穩定的，不公平導致不穩定，所以要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在一個中等收入者佔主體的社會中，人們的滿足感就會增加，整個社會就會比較穩定，社會各界會比較團結”。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一個目標。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實現全面小康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如果多數的家庭能夠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那麼全面小康的目標就實現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有關負責人説，“從另外一個意義上看，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國家的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的時候，社會就穩定了，因為大家都有比較滿意的工作、有合適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他們通過自己的工薪收入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所以就促成了社會的穩定。”

　　當前收入分配面臨諸多問題

　　儘管中等收入者的範圍對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但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一些問題。

　　不久前，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編寫的《從怎麼看到怎麼辦理論熱點面對面2011》一書中，對收入分配所存在的問題並不諱言並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時，也要分好“蛋糕”，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也是維護公平、促進和諧的迫切需要。

　　對此，蘇海南認為，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分配秩序混亂和分配關係不合理兩個方面。

　　“就分配秩序混亂而言，在初次分配領域主要表現在：部分用人單位拖欠、剋扣勞動者工資；同工不同酬現象嚴重；特殊情況工資支付混亂；部分用人單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場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佔有一定比重。在再分配領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表現：一是社會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夠公平；二是偷稅漏稅等問題嚴重；三是第三次分配無序。”蘇海南説。

　　就分配關係不合理而言，蘇海南認為，可以概括為“兩降四大幾不順，四低一慢兩並存”，即居民收入、勞動報酬比重兩降低，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層級組織和部分地方行政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幾方面分配關係不順；農民和勞動密集型企業職工、私營企業職工和生産一線員工四類人員收入低，普通職工工資增長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崗位人員工資偏低和某些低端崗位工資不低、部分高端崗位工資偏高與少數高端崗位工資不高兩方面並存。

　　王向前則認為，目前，平衡收入分配格局的幾大因素均沒有理順。

　　“比如説勞動收入，勞動收入要隨著經濟發展不斷增長，但是現在的情況不容樂觀。經濟在高速發展，工資卻不見得上漲，目前還沒有建立一個勞動收入隨著經濟增長合理增長的機制，或是工資收入的合理機制。事實上，這個合理機制應該通過工資協商來實現，由工會代表職工談判，以此保證每個職工的收入能隨著本單位的效益增長。我國雖然建立了這種機制，但這種機制還沒有有效地發揮作用，這是當前影響收入分配的一個基本問題。”王向前説。

　　而社會保障也是一大問題。“社會保障需要儘快健全，提高標準。總的來説，我國社會保障不平衡，在有些項目上偏低。社會保障也是勞動的收入形式，如果要提高收入，應該在社會保障方面下功夫。”王向前説。

　　未來收入分配改革向何處發力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關於如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也有一些比較好的做法和設想，工資集體協商即是其中之一。

　　但王向前認為，現有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存在較大的問題，未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應該對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進行較大的調整，使其更能夠代表勞動者進行更強有力的工資協商，這是十分關鍵的問題。

　　就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法律手段而言，王向前認為，除了進一步完善工資合理分配機制外，還需要制定工資法或工資條例以及修改工會法從而改革工會體制，強化工會地位和作用，使其能夠有實力代表勞動者進行有效的工資協商。“這就涉及到勞動立法和工會立法。還有社會保障、社會保險也需要制定配套的辦法，制定和完善社會保險法，加強社會保險法執法；還要通過相關法律保障創業環境，落實中小企業的權利——這些都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需要在法律上考慮的問題”。

　　蘇海南則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存在著幾大深層次的阻力：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乃至社會文化等方面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制約著分配問題的解決。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不少行業、地區高消耗低産出，這使得這些行業、地區財富增長相對緩慢，制約著行業、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縮小。一句話，如果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很難得到根本解決。

　　蘇海南説，收入分配政策措施不健全、有關方面配合不得力是造成收入分配問題的直接原因。收入分配是一個大系統，其構成因素包括分配主體、分配內容、分配手段、分配結構、分配水平、分配關係等。時至今日，如果不系統設計安排收入分配政策措施，並由有關主管部門配合實施，是無法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也是難以抓好落實的。“而這些年來，收入分配政策設計安排恰恰缺少系統性，沒有一個最高層機構總抓分配改革。已經出臺的有關政策基本都是治標性質的，且往往不夠週全，普遍帶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色彩，工作中有關主管部門又沒有形成高效合作，這也是造成其收效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不能光靠法律手段，還要靠經濟手段、信息手段、必要的行政手段，因為問題的存在是方方面面的，有些是可以用法律手段來調節的，有些可以用經濟手段調節，有些是可以用信息去引導的，有些則可以直接用行政手段來調節。因此，我們不能單一用一個手段，而應該多種手段並用、多管齊下。”蘇海南説。(記者杜曉 實習生嚴寒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