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酒店做早點，每天3:00開工，10:00結束。平時空閒時間充裕，但要督促他（指她的兒子）學習，沒事了就看電視劇打發時間。”這是在上海某酒店做早餐的34歲的肖某的生活狀態。她最擔心自己沒有文化，指導不了孩子的學習，“同時，找起工作來也十分艱難。”

　　“常上網、泡吧、唱歌、和朋友出去玩，在家會看看電視，主要是娛樂、時尚方面的。”這是26歲在上海打理服裝店的外來務工女青年的業餘生活，她説，一般的信息渠道是上網、朋友介紹和身邊宣傳信息等。

　　“一年當中除了回兩次家，其他時間基本上在理髮店內，從早晨7點到晚上9點，沒有節假日，很少出去玩。家裏主要靠自己供給，特別是供養子女上學是最大的開銷，所以自己在這邊也儘量節省。無聊的時候會看電視，但不會去電影院。”這是在上海開理髮店的一個年輕小老闆的業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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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團上海市委開展關於上海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現狀的調研。調研結果顯示，該市的新生代農民工呈現出從適應集體生活到追求私人空間、就業選擇從強調生存取向到看重發展取向的趨勢，但是與此不相適應的是，在文化消費方面，新生代農民工處於文化市場與公共服務的夾心層位置，業餘生活中，集體活動和社會性活動缺乏。

　　調研報告顯示，與父輩農民工主要居住在集體宿舍或生産經營場所不同，只有50.1%的新生代農民工居住在工人宿舍中，有41%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與他人合租房屋或是獨立租房。

　　調研人員在走訪新生代農民工的住處時發現，很多青年農民工都會對房間進行精心的、個性化的佈置，尤其是女性農民工，她們不是將出租房視為一個臨時居所，而傾向於將其佈置為一個溫馨的家。值得關注的是，4.3%的受訪者（39人）擁有自購房，調研人員認為，這表明外來務工人員內部也出現了一定的經濟分化。

　　調研報告同時顯示，有64.2%的受訪者將“賺錢養家”作為自己來滬工作的首要動因，但是，選擇“過城市生活”、“見見世面”、“尋找發展機會”和“為前途考慮”等非經濟動因的受訪者也多達32.9%，其中“尋找發展機會”佔到16%，僅次於“賺錢養家”。

　　對此，調研人員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動機與父輩已經呈現一定的差異，他們更多地把進城務工看做謀求發展的途徑，不僅注重工資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權利的實現。

　　尤其讓調研人員感慨的是，交流中，新生代農民工也表達了對電影、音樂會、圖書等文化活動的嚮往，但當前的文化消費市場卻讓低收入的他們捉襟見肘。

　　“一般而言，獲取文化産品的主要途徑不外乎兩種：一是通過市場購買，譬如去電影院、劇院消費；二是通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譬如公共圖書館、社區文化中心。”該調研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處於二者的夾縫之中，他們無力承擔相對高昂的文化消費。在訪談中，有多位青年農民工表示：“進電影院看進口大片需要80元，一般的片子也要40元。太貴了！”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缺乏戶籍身份，也無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項目。

　　在此次調查的受訪者中，月收入在1200元~3000元的人數佔76.4%，有4.4%的人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這樣的收入水平在上海幾乎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物質生活，無力在文化産品上有所投入。

　　同時，新生代農民工不僅活動範圍狹小，而且對所在社區文化生活的參與程度也偏低。問卷顯示，“根本不知道社區有活動”和“知道，但沒被邀請”的受訪者共佔63.3%，經常參加社區活動的人僅有7.7%。

　　因此，該報告將新生代農民工稱為在社區文化生活參與方面是主流社會的局外人。

　　在此報告基礎上，團上海市委建議：黨政機關通過制度創新，資源投入，逐步實現文化類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使新生代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文化資源；通過法律和制度規範，強化用工企業的社會責任，促使其進行人性化管理，通過企業文化建設使新生代農民工認同企業，並提升自身的文化素養；鼓勵社會團體參與共治，工青婦等社會團體應關心、吸納新生代農民工，為改善其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資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