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財經》2012：預測與戰略年會”在北京舉行。國內外政商學界精英匯聚一堂，共話改革與突破、發展與創新。美國前總統卡特，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重慶市長黃奇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教授、斯賓塞教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等在會上作演講。黃奇帆就重慶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問題進行了闡釋。

　　中國農民工長期處於兩棲狀態，會帶來三方面問題

　　黃奇帆説，我國的改革，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中不適應市場法則、不適應生産力發展、不適應國際經濟慣例的一些體制機制、一些制度安排進行的改革。同時，改革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凡是長週期影響社會發展，大面積、反復存在的突出問題，一般都是體制機制上出了問題，必須用改革的思維，在制度安排上、在體制機制上進行調整。當今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過去二三十年，我國形成2億多農民工。農民工既是城市居民，也不完全是城市居民，既是農村居民，也不完全是農村居民，他們處於兩棲狀態中，這種狀態長期存在會帶來三方面問題：

　　首先是農民工這個群體實際上處在社會底層，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比如養老保險，城市居民單位幫他交的養老保險是基礎工資的20%，而農民工只有12%；比如醫療保險，城市居民每年繳的保費是1000多元，而農民工只有幾百元；另外，小孩讀書也是個問題，城裏的孩子讀中小學已不收費了，但農民工的孩子要付擇校費，或者讀條件較差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農民工的這些待遇問題，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群體的歧視，是不公平的。

　　其次，對用工的企業來説，好像使用農民工的成本低，但實際上有三種情況會造成用工成本高。一是企業招工往往招不齊人，出現人工短缺；二是人雖然招到位了，但每年有平均30%的流失率，這樣就會額外增加培訓的費用，也使得生産質量不穩定；三是農民工一年只能幹10個月的活，春節前後兩個月會回鄉探親，像鐘擺一樣往返流動，這也不利於經濟發展。

　　第三，農民工的長期存在也會形成社會問題，比如農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兒童，以及年輕夫妻兩地分離，造成社會不和諧。

　　重慶已實現300多萬人的農民戶籍轉移，總體風平浪靜

　　黃奇帆説，農民工的這些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要很好地加以解決。去年，重慶市委、市政府根據中央精神，在進行充分調研、徵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做出決策：要讓重慶符合條件的農民工能夠成為城市居民。

　　重慶現在有800多萬農民工，其中400多萬在沿海打工，400多萬在重慶城裏打工。對那些在城裏工作三五年以上的農民工，只要他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把他們轉為城市居民。去年8月，重慶啟動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戶籍制度改革，到今年11月底，共轉了305萬農村居民，預計年底會達到320萬。這是我們共和國60多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集中的農民戶籍轉移。

　　重慶農民工的整個轉戶過程風平浪靜，非常和諧，如果你到重慶跟這些轉戶的農民工聊一下，會發現他們非常高興。農民工轉戶進城，不僅促進了農民工的待遇改善，也促進了重慶城市化的進程，促進了城鄉和諧的一體化。

　　重慶農民工轉戶制度注重抓好頂層設計，涉及五個關鍵環節

　　黃奇帆説，任何一項涉及重大基本面的社會改革，一定會牽涉社會觀念的轉變、改革成本的問題，還有很多複雜的利益機制需要調整。這就需要有頂層設計，如果沒有頂層設計，光靠熱情做事，是會進入死衚同，陷入泥潭的。

　　重慶對農民工轉戶的頂層設計有五個關鍵環節。第一，凡是轉戶的農民實行“5件衣服”一步到位，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小孩讀書、就業、住房，跟城市居民完全一樣的待遇。只有這樣，農民工轉戶的這個戶口本才會真正有意義。

　　第二，轉戶進城的農民一定要有工作。我們不是簡單去把一批沒有工作的農民，拉到城裏來落戶，那會造成很多城市的閒人，出現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我們轉的是農民工，這個農民工要有三五年在城市穩定工作的經歷，也有一定的技能。重慶是個年輕的直轄市，正處在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之中，發展了一大批新興的企業，可吸納大量的就業。現在重慶有1500萬城鎮居民，以後還會發展到2000多萬，這需要一二十年的發展過程，伴隨經濟增長，就業人群每年需要增長四五十萬人。因此，在農民轉戶進城的時候需要將就業保障考慮週到。

　　第三，要考慮城市的承載能力。如果我們把轉戶進城的300多萬人只集聚在主城區，這個城市的承載力就會有問題。重慶是一個城市群，除了主城要建成一個1000多萬人口的國家中心城市之外，周邊還有30來個中等城市，以及幾百個中心鎮，共同構成一個城市群。我們現在轉戶進城的300多萬人，有60%分佈在主城和區縣的縣城，還有40%分佈在中心鎮，形成一個合理分佈，將城市承載的問題平衡好。農民轉戶進城後，城市配套要搞好基礎設施、市政設施、公共服務等，這其中就包括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重慶啟動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明確服務於農民工，服務於新生代大學生，服務於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難戶。其中50%公租房給農民工，15%給新生代大學畢業生，35%給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難戶。

　　第四，解決好成本問題。大家一般會説，一個農民工進城總要有十幾萬元的成本，如果300多萬人就要4000億元，整個中國2億多農民工都進城需要差不多30萬億元。聽到這麼一個天文數字，誰都會嚇一跳，可能就會止步不前。我要説這是一個偽命題，全世界城市化進程都是農民進城過程，都有這個成本問題，人家怎麼就沒問題呢？其實，農民工年輕的時候就進城裏工作，一直到年老，幾十年所做的貢獻和創造的價值，可能是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社會各方面為他們支付十幾萬、二十幾萬元的成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是一個合理的經濟循環。

　　重慶轉300多萬農村居民，大概要4000億元，大約是一分為三，其中養老、醫療這些保障性的問題由企業承擔，大概有1000多億；社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費用當然由政府承擔，這裡有1000多億，其實即使農民工進城還沒轉戶，政府也已經在承擔，因為這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本就該做的公共服務；另外還有一塊社會成本，包括農民工自己以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要攤銷一塊，這也有1000多億。大家要明白，這三個1000多億構成的4000億，並不是一年來支付，而是有個15—20年的過程。比如養老保險，繳納的過程是15年以上，這是一個分攤過程。當這個成本分攤到15—20年，又分成三個方面承擔的時候，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也是理所當然該支付的成本。所以，我們經過分析以後，按這個思路來推進，使得整個轉戶進程風平浪靜。

　　第五，保護好中國農民的既得利益，就是承包地、林地、宅基地這三塊地的問題。讓農民工轉戶進城，並不是要剝奪農民工的三塊地。農民工落戶是用他的青春、用他的有效勞動、用他的就業崗位換來的，農民工自願在城里落戶，要熱情歡迎，不能有任何先決條件。《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如果你戶口遷移進城了，不是農村集體一員了，土地的所有權就喪失了。而這也是中國農民工長期不能移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根據全國人大通過的《物權法》，界定了一個概念，土地的所有權是財産權，土地的使用權也是財産權。我們將農民的三塊地確權，不僅確定三塊地的面積，而且確定農民對三塊地有支配權，這個支配權不是去改變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而是要確立農民的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産權，明確所有權和使用權佔財産權的比例。我們明確宅基地使用權佔85%，所有權佔15%；承包地、林地的使用權佔80%，所有權佔20%。通過這樣確權以後，農民即使到了城裏，這地還是他的，他願意給兄弟姐妹用，願意自己繼續使用，或者願意租賃給別人用，都是他自己的權利，政府只要搭好交易平臺，讓農民自主處理就能把這件事解決好。影響中國農民致富最大的問題是農民沒有財産權，去年中國農民人均5000多元收入，其中97%是勞動收入加政府轉移支付補助的收入，財産性收入只佔3%，農民沒有融資的能力。專家學者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往往認為是大銀行彎不下身來解決小銀行的問題，把它變成一個技術問題，其實，本質上是因為農民沒有財産，沒有質押物。當明確了農村三塊地的使用權也是財産權，農民家庭可以用來進行質押，這時農村貸款也就會大規模發生，農業經濟和農村面貌就會顯著改善，農民的財産性收入也會大大增加起來。

　　比如重慶，沒解決這個問題前，1000多萬農民只有30多億元的銀行貸款，現在到了180億元，估計明年會達到300多億元，幾年後可能會有1000多億元的貸款規模。現在重慶農民一年的糧食收入是600多億元，養豬養羊等畜牧業有300多億元，總的1000多億元。如果有1000億元融資往裏面注入，各種各樣的農業生産和産業化都會發展起來，至少會産生1000億元的産出，農民的收入就會翻番。

　　正是有了上述五個方面的頂層設計，重慶以農民工為主體的300多萬農村居民轉戶進城風平浪靜，非常平穩，得到廣大農民發自心底的支持。

　　把解決好農民工問題，作為經濟轉型、走出危機的一個“撒手锏”，一個啟動內需的重要動力源泉

　　黃奇帆説，城市化的進程不是城市原有人群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過程，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農民進城的過程，是農民轉為城市居民的過程。如果一個城市現在有300萬進城務工的農民，加上原有四五百萬城市居民，整個城市有七八百萬人口；等過了幾十年不需要這些農民工了，遣散回家，這個城市又回到四五百萬人口，那麼，這樣的城市化過程是不正常的，是違反國際慣例、違反市場原則、違反公平正義原則的。另外，城市化進程也不能設想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兩個人群分離幾十年，突然一天宣佈將農民工全部轉為城市居民。城市化進程不應該是這樣一個跳躍，而應該是幾十年、自然而然持續不斷的轉化過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把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戶籍制度改革做好，是當今中國繞不過去的問題，重慶在這方面率先進行了探索和實踐。

　　當前，世界金融危機使整個市場需求不足。我國正在啟動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更要把解決好農民工問題，作為我們促進經濟轉型、走出危機的一個“撒手锏”，一個啟動內需的重要動力源泉。有時候大家説，中國城市化率才到50%，怎麼劉易斯拐點好像就已經隱隱出現，出現了“招工難”的現象呢？很大原因就在於農民工的制度安排上出了問題。其實，中國要出現劉易斯拐點至少還有20年，因為中國農民工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20年。

　　中國正處在人均GDP4000多美元向人均GDP1萬美元的發展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農民工問題不解決，過去30年形成2億多農民工，今後30年會再增加2億多，四五億農民工仍然像候鳥一樣遷徙、流動，中國的市場機制就會不健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會受到阻礙。在這個意義上，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將有助於推進我們的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進程，有助於突破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束縛，有助於科學發展觀的真正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