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發

　　12月1日起，長沙開始施行《長沙市社會組織登記和監督管理辦法(試行)》，規定工商經濟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福利類和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11月下旬召開的廣東全省深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傳出消息，從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別規定、特殊領域外，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將改為業務指導單位，八大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

　　社會組織登記的門檻降低了。

　　“現在不是社會組織太多，而是真正優秀的太少。”聽聞各地接連推出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的新政策，身為上海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主任的呂朝，感到很欣慰。

　　廣東新舉進一步突破

　　早在2008年9月，深圳就出臺政策，對工商類經濟組織、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三類社會組織實行無主管登記。不久前，北京市也推出了類似的新辦法：“公益慈善類等四大類社會組織，可由民政部門直接申請登記，由民政部門兼任業務主管部門或幫助尋找合適的業務主管部門”。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認為，相對於深圳和北京的社會組織改革，廣東省的改革試點範圍更廣、內容更加豐富。“廣東正在成為中國社會改革領域一個新的前沿陣地，廣東的做法不僅僅是一個降低門檻的問題，也包括對社會組織的培育扶持發展方面，涉及政府職能的轉移、購買服務等一系列制度創新，對於激發社會活力具有現實的意義。”

　　據廣東省民政廳廳長劉洪介紹，儘管從2000年以來，廣東的社會組織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85%的社會組織還未承擔政府轉移的職能，91%的社會組織還未得到政府的購買服務。由於以往政府相關部門不想、不願、不敢放手讓社會組織參與，導致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的空間相當有限。本次改革的重點在於行業協會、群眾生活、公益慈善類等社會組織，核心是降低登記門檻，簡化登記程序，突出“寬進”，重在培育。

　　鄧國勝指出，這八類社會組織主要是具有公益性、外部性的社會組織，“它們在社會經濟的發展、公共服務的提供、滿足社會多元化的需求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廣東的方案裏，有涉及制定法律規範、建立規範的依法登記程序、建立社會組織的信息系統、對社會組織進行信用評級等細則措施，這些嘗試為社會組織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建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認為，這四個環節給社會組織創造了一個獨立發展空間，能讓社會重新認識社會組織，並迫使社會組織産生一種自律。

　　改革創造獨立發展空間

　　楊燕綏表示，現代社會是一個服務時代，社會組織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既可以幫助政府強化公共服務，又可以幫助個人家庭得到社會服務。“過去，政府對社會組織採取的是管制手段，在政府管制下社會組織‘長不大’，管制以外的社會組織發展又很隨意，弊端很大。”

　　在鄧國勝看來，以前我國社會組織面臨著很多問題：一些民間組織難以登記註冊獲得合法身份；即使登記了也還面臨著生存發展的問題，它們沒有公共權力，政府也沒有轉移相應公共服務職能；它們還普遍面臨著缺乏資金的困境。

　　據介紹，長期以來，我國在社會組織管理上沒有一部統一的專門性法律。已有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是《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它們屬於部門條例，級別較低、不具有太強的法律效力。

　　今年3月，民政部結束對上述三個條例的修訂草案徵求意見。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李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民政部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是培育發展行業協會和公益性組織。

　　“廣東的改革反映出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認識在深化，管理手段也開始從管制向治理轉變，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楊燕綏説，此次改革給社會組織創造了一個獨立發展的空間，也抑制了以前管制狀態下社會組織的畸形發展狀態。

　　“寬審批”後要“嚴監管”

　　在相關政策不斷“鬆綁”之際，社會組織的發展實則面臨著更多挑戰。

　　記者在深圳市民政局網站上看到，截至2011年6月底，深圳市的社會組織(包括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已有4226家，與2008年9月底的3316家相比增長了910家。

　　“在深圳試點社會組織改革，放開登記後，社會組織還存在很多發展不規範的地方”，鄧國勝説，“缺乏誠信、打著公益的旗號為個人謀取私利的現象很多。深圳一個官員跟我説，有一家深圳民間機構到北京參加一個會議，會費沒交就跑了，人家會議主辦方還追到深圳市民政局去了。”

　　“降低門檻後，社會組織在數量上增加了，放在哪個部門進行監管都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呂朝認為，明確監管部門、確定監管內容、制定監管標準等配套政策都要在今後的實踐中繼續完善。在他看來，各個行業內部要充分發揮行業聯合會、樞紐型組織的監管功能，並大力倡導社會組織的行業自律，才能促進社會組織在寬鬆的環境下健康發展。

　　除了行業自律，專家們也指出，在“寬審批”後政府部門的“嚴監管”也要跟上。對政府來説，要做好對社會組織的年度檢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對社會組織的信息披露、社會問責機制都要有所規範；更重要的是，要發揮社會的力量進行監管，比如引入第三方的評估機制，加強媒體、網絡的監督力度等。(記者 方 莉 吳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