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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延信，農業部産業政策與法規司副司長。

　　對話背景

　　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新型勞動大軍的主體，成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來源，他們生於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卻很難獲得城市認同，他們想融入城市，只是城市還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

　　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約有1億多。國務院發佈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提出了“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日前，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以“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培訓與社會融合政策”為主題舉辦了研討會。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該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社會？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參與這次研討的黃延信。

　　中國青年報：現階段重視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出發點和思路是什麼？

　　黃延信：當前我國正處於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階段，城鄉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結構處在大變革、大調整時期，而我國的城鄉管理體制顯然不適應這種快速變革的需要，突出表現在對農民工的社會管理制度創新滯後。目前，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我國農民工總量已超過2.4億人，這個群體為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為新農村建設和城鄉繁榮注入了新的活力。農民工問題理應隨著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體制而逐步解決。

　　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必須有大思路、大政策，我們應明確一個理念：要促進融合，防止固化，堅定不移地深化城鄉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與時俱進地調整各項政策，幫助農民工融入所就業的企業、融入所生活的城市、子女融入所在地的學校，一定要防止將農民工身份固定化、標簽化。

　　中國青年報：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及與社會融合的現狀如何？

　　黃延信：農民工群體已經成為産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來源。特別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有的雖然出生在農村，但從沒有參加過農業生産勞動，初中、高中畢業後直接加入農民工大軍；有的則出生在城市，成長在城市，他們在經濟、社會活動等多方面實際上與農村幾乎沒有直接聯絡，但就是因為其父輩是農民，沒有城市戶籍，社會就稱他們為新生代農民工，非要給他們貼上農民工的標簽，這是人為地把城市常住人口分為不同的等級，是嚴重不符合社會現實的，是對他們的不公平對待。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後期出生的新一代群體不斷發展壯大，一方面，與他們的父輩相比，在個人追求、價值判斷、到城裏來的目標等各方面都發生很大變化，他們融入城市的要求、願望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又需要大量的産業工人，需要新市民來支撐。經濟和城市的發展，為農民融入城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和時機。但是，每年“民工荒”到來的時候還是有很多民工像候鳥一樣遷徙，從城市回到農村。從企業、社區和學校來看，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並沒有被城市接納。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城市管理體制改革滯後的反映。

　　在促進城鄉統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不應再使用新生代農民工一詞稱呼他們，需要安置就業的可統稱為新增勞動者，需要在城市解決各類問題的可統稱為城市新增人口，以此在稱謂上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