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起，北京等地嚴重的灰霾天氣，令公眾對PM2.5的關注急劇升溫。

　　這種直徑小于2.5微米的空中懸浮顆粒物，以“消光主因”、“健康殺手”等頭銜，成為國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小粒子、大問題”。雖然環保部《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徵求意見稿已考慮將PM2.5納入常規空氣質量標準中，但這一預計2016年才實施的限值標準，究竟能對污染改善起多少效果？目前仍是未知數。

　　對此，多名環境專家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持謹慎態度。“這裡面有很多值得考慮的問題，但最重要的一個，是我國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的持續。”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邵敏教授表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去解決PM2.5的問題，全世界都少有先例。”

　　複合型污染令PM2.5“隨時可能開花”

　　因經濟高速增長而導致“複合型大氣污染”，在邵敏教授看來，既是我國目前大氣污染的兩個突出特徵之一，又是有效控制PM2.5的最大“攔路虎”。

　　“人們都説PM10是可吸入顆粒物，PM2.5是可吸入肺顆粒物，後者似乎只是比前者小，但防治起來卻複雜得多，因為二者的形成規律並不相同。”邵敏教授告訴記者，PM10主要來自直接的污染源排放，“而研究結果顯示，PM2.5有50%以上來自二次污染物，即污染氣體被氧化後形成的顆粒物。”

　　他表示，PM2.5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污染物，幾乎所有污染物都會在其中有所體現。PM2.5的相當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揮發性有機物在空氣中發生化學反應轉化生成的。

　　“這就是為什麼PM10的質量濃度，往往到冬季燃煤季節時，才會明顯上去。但PM2.5在夏天，同樣也會形成很高的濃度。”邵敏教授説，“相應地，要控制PM10，只要把這類污染物的排放源控制住就可以。但要控制PM2.5，就需要控制多種污染源，進入一個多污染物聯合控制的階段。”

　　為何經濟的高速增長令“打擊”PM2.5格外困難？邵敏教授認為，困難首先就在於我國“短時間內集中爆發的多種污染源”，有條件讓PM2.5隨時開花。

　　“歷史上，歐美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霧霾天氣，比如1952年倫敦的‘煙霧事件’，美國上世紀4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洛杉磯煙霧’等。但是，前者的‘元兇’是工廠和住戶排出的燃煤煙塵，後者的‘元兇’多為汽車尾氣，我們目前的大氣污染，則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

　　邵敏教授告訴記者，在發達國家，基本上是在解決了煤炭燃燒物的污染問題之後，才出現機動車尾氣問題，然後又出現其他有機污染問題。“這些氣候變化的問題，是一個接一個地發現、解決的。”

　　“但我國的城市化速度和經濟發展速度實在太快，發達國家100多年的路，我們用差不多二三十年就走完了。因此，污染的問題也在極短時間內集中爆發出來。煤燃燒及其相關的問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甚至還在有所發展時，就又出現了其他問題。”邵敏教授認為，由此形成的各種污染交織在一起的現象，為PM2.5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溫床。

　　在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張遠航教授看來，這意味著，要控制PM2.5，不僅要控制單一的污染物，更要對各種污染物之間的“關聯”進行協同控制。這無論在設備、技術還是人力上，對中國都將是一場持久戰。

　　排放源變化快，令人難“把脈”

　　據悉，為實現對PM2.5的防治，去年5月起，國務院轉發了環保部等9部委《關於推進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改善區域空氣質量的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規定，針對我國大氣污染特徵的演變，國家將建立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形成區域大氣環境管理的法規、標準和政策體系。

　　在該指導意見下，環保部已開始部署國家“三區六群”大氣污染聯防聯控規劃工作。這個聯防聯控的規劃，非常明確地以臭氧和PM2.5為環境空氣質量的目標。

　　“在下一個階段，一方面要經濟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大氣污染控制要實施精確打擊。”邵敏教授説。但他同時表示，要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實現“精確打擊”，並不容易。

　　“因為排放源的特點，也會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産業結構的變化和能源結構的變化，發生非常大的變化，讓人對排放源難‘把脈’。”他説。

　　邵敏教授因此表示，在“十二五”期間，國家在鼓勵一些地區率先實行PM2.5環境質量標準的時候，“會密切跟蹤這個過程”。

　　北京大學環境與經濟研究所所長張世秋教授還進一步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分析，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大中型企業是我國大氣的主要污染者，而現在，農業生産、居民的生活和消費，也成為重要的大氣污染排放源。

　　“企業畢竟數量少，監管起來相對容易，但現在很多PM2.5的來源，是居民在生活消費中産生的污染，更多地與人的生活質量有關。”張世秋所長告訴記者，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控制PM2.5，還難在需要一批“剛富起來的”公眾，在消費選擇上做出某些“犧牲”。

　　她向記者介紹，即便公眾的環保意識在提高，但仍然無法立刻停止某些消費行為，比如駕私家車出行。“消費行為的改變，需要一個配套的替代、激勵機制。比如，要讓人們放棄私家車，就要保證公共交通可以滿足出行需求。”張世秋所長説。

　　“這次關於PM2.5的爭論讓我們明白，要控制PM2.5，不僅要依靠環保部門來制定和執行有效的政策，每一個消費個體也有責任。”她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這必然要動員和組織社會的各個相關方共同努力，是一個系統性工程。”

　　“單個城市控制PM2.5，很難有好效果了”

　　除上面兩隻“攔路虎”外，邵敏教授還説，PM2.5的遠距離輸送和轉化特點，決定了“打擊”它無法再靠一個城市單打獨鬥。但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何保證你的“鄰居們”在GDP與環境治理之間取捨得宜，“也將是一個不太容易的課題。”

　　邵敏教授介紹，PM2.5在環境影響上，除了形成灰霾、有毒有害外，城市之間、城鄉之間的相互影響也非常明顯。

　　“PM2.5的一大特徵是可以遠距離輸送，因為粒徑小了，在空氣中待的時間更長。由此造成其不再是單獨某一個城市的問題，而是跨越城市、跨省際、甚至跨越國家邊界的區域性問題。”

　　近期對PM2.5的報道證實了這一點，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往往一個城市遭遇灰霾天氣，該區域內的城市群也被“一網打盡”。

　　“這意味著，單個城市去控制PM2.5，很難有好效果了。”邵敏教授告訴記者。他和張遠航教授都表示，要對付這個區域城市“群發”的污染症候，空氣質量相互影響的區域內的行政單位，“必須樹立區域視野、多城行動的協作機制”。

　　據張世秋所長介紹，目前，這套區域協調機制是通過區域間共同制定一個區域的環境保護規劃，來推動區域內建立統一監測、統一標準、統一法規、統一考核、統一監管、統一規劃的‘六個統一’管理支撐體系。

　　但仍有公眾質疑：如果你的“鄰居”只顧GDP，不顧環境怎麼辦？

　　“國際機構和國內研究人員的研究都表明，不限于PM2.5，各種空氣污染都會給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總體來看，各種空氣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可能佔到國民生産總值的3%～8%左右。”張世秋所長告訴記者，“因此，適度的‘環保投資’不能簡單看成是社會的‘成本’，而是規避當前和未來GDP損害的必要手段之一。”

　　“再一點，當環境的污染切實影響到人的健康狀況時，就不能僅僅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考慮成本了，還應該關注人。畢竟，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民眾的福利。”張世秋強調，要麼政府今天花費一定的財力、物力去治理PM2.5，要麼就得從未來的公共開支中“透支”相當大的部分，來彌補今天的損失。

　　“PM2.5環境標準的執行，需要基礎研究工作和決策管理之間非常有力的協調。”邵敏教授最後強調，“希望大家都來關注，看‘十二五’之後，對PM2.5的控制是否會收到較好的環境改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