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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人”救人免責、鼓勵為“好心人”作證、被救助人誣陷敲詐或被刑拘……11月28日，廣東省深圳市法制辦公室發佈《深圳經濟特區公民救助行為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

　　短短1100多字，涵蓋了免責原則、舉證規則、人身損害待遇、救助行為確認、法律援助、鼓勵作證、懲戒措施、政府慰問等主要內容。這則被稱為深圳近年來最精簡的“微條例”，卻引起了社會的大反響，也填補了國內公民救助行為立法的空白。

　　懲戒誣陷者

　　獎勵作證人

　　近年來，“老人摔倒無人敢扶”、“路邊受傷兒童無人敢救”等事件屢見報端，“好人難當”、“做好事當心成肇事”、“做好事前得先拍照”等社會心態不斷蔓延。“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缺乏救助行為中的民事豁免條款。”深圳市法制辦相關負責人表示。

　　綜觀世界普遍經驗，在救助過程中，由於各種原因，救助行為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甚至加重被救助人的損害，救助人存在較大的法律風險。要提倡樂善好施的社會風尚，就有必要解除救助人的這種法律風險。

　　“深圳制定救助行為保護條例，應當將救助行為免責作為條例的核心內容，否則，保護規定也就失去了靈魂。”深圳市法制研究所所長周成新表示。

　　為規避被救助人歪曲事實，《條例》重點設置了舉證原則：被救助人主張救助人在實施救助過程中存在重大過失，造成救助不成功後果，或者認為被救助人遭遇的人身傷害是救助人造成，要求救助人承擔賠償責任的，被救助人應當提供證據證明。

　　“誰負有舉證責任，明確這一點，十分重要。”周成新表示，如果救助人負舉證責任，顯然將增添救助人在決定是否提供救助時的顧慮，不利於倡導社會互助的美德。

　　而且，《條例》還規定，因救助行為被起訴的，市、區司法行政主管部門應當為其提供法律諮詢；救助人與被救助人就救助行為發生爭議時，為救助人作證的證人提供的證據經查證屬實的，深圳市社會治安基金會應當予以物質獎勵。

　　除了鼓勵，還有懲戒。《條例》規定：被救助人明知其提出的主張沒有事實依據或者隱瞞歪曲事實真相，要求救助人承擔責任，向有關機關投訴的，有關機關可以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公開賠禮道歉；涉嫌詐騙的，由公安機關予以罰款或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被救者補償

　　未寫入條例

　　救助他人時，當事人往往會遭受財産損失，人身傷害甚至犧牲生命。“救助人為了救助他人而遭到的損害，由誰給予賠償或補償，是救助行為保護立法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深圳市法制辦相關負責人表示。

　　據了解，目前各地救助者遭受傷害要獲得賠償，主要參照當地制定的保護見義勇為條例。但是，各地的見義勇為條例，適用的範圍基本都在與違法犯罪分子作鬥爭、搶險救災等行為中。

　　至於大多數非違法犯罪因素造成的損害，見義勇為基金會或者政府是否也有給予補償或者獎勵的義務，救助人是否對被救助人享有要求賠償或補償的權利，學界也一直爭論不休。

　　此次《條例》明確，救助人因提供救助行為造成自身人身損害的，屬於職工的，視同工傷，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不屬於職工的，其醫療費、喪葬費由深圳市社會治安基金承擔。

　　同時規定，市政府建立救助人慰問制度，對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救助或者救助人受到重大損害的，應當安排人員對救助人或者其家屬進行慰問。

　　“救助行為的目的通常是幫助被救助人脫離人身危險，而保證公眾人身安全是政府承擔的職責。”深圳市法制辦相關負責人表示，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救助行為具有履行本屬於政府職責的性質，因此政府應該採取相應的行政保護措施，除了司法援助，還需一定的經濟補償、獎勵等。

　　除了政府的援助外，被救助人也應當有補償的義務。該負責人表示，被救助人是救助行為的受益人，無論是依法還是依德，對救助自己的“恩人”所受的損害，都應當給予補償。但這種補償畢竟有別於侵害賠償，可以是適當的。被救助人無力補償的，由政府設立的見義勇為基金會予以補償。同時，還可由救助人單位予以補償。

　　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條並未寫進《條例》。

　　立法有爭議

　　多數人支持

　　助人為樂，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隨著一些“圍觀”、“冷漠”事件廣為傳播，不少民眾認為，社會道德的滑坡與信任紐帶的斷裂，值得警醒：“悲劇不僅僅在於一位老人、一位孩子生命的隕落，更在於伴隨他們而逝去的社會道德。”

　　深圳此次立法開宗明義，“為弘揚助人為樂美德，促進社會和諧”，受到不少人的讚許，被認為是在給好人“撐腰”，在引導良好的社會風尚。

　　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認為，當道德無法調整一種現象，而這種現象又亟待解決時，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完善立法不但能夠終止社會上“好人難做”的道德困境，也能給民眾的善良與正義以呵護。

　　“深圳許多年輕人都習慣做義工，更別説平時扶起摔倒的老人了。”深圳大學大三學生小馮表示，不過有這樣的條例當然更好了，讓做好事的人更無後顧之憂。家住羅湖區的王先生則表示，十分贊成深圳率先立法，彰顯特區的文明風貌，有利於弘揚社會正氣，“這樣一來，見義勇為的人只會越來越多。”

　　但是，也有人提出，沒有規定救助者對被救者該承擔哪些責任，又哪來“免責”一説，用詞是否得更嚴謹？還有人假設，會不會有人假借救人，實際殺人的極端行為，或者因為有了“免責金牌”導致救人者隨便給被救助人“二次傷害”呢？但是，更多的人則認為，不能因為一些極端的情況，而否定立法的積極意義，正是因為一些人習慣性的質疑導致社會冷漠無情。

　　不少人也提出，本來都是一些小概率事件，完全可以通過修改見義勇為條例來解決，沒必要單獨立法。“不是不可以通過修改見義勇為條例規定救助行為的保護，只是這種方式有較大的難度。”周成新表示，單項的法規，制定起來就比較容易，針對性比較突出，社會影響也比較大。

　　他強調，深圳借鑒國外《好撒瑪利亞人法》制定的救助行為保護法規，在我國還是首例，其性質屬於實施性立法，希望得到全國人大和最高法院等國家機關的支持。深圳市法制辦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因為是徵求意見稿，所以希望大家能暢所欲言，積極參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