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現代化階段，形成了三種模式。三種模式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但其背後卻有一條共同的內在邏輯，這就是從“西化”到“中化”，“中化”與“西化”間的相互衝突和相互交融——

　　自從洋務運動啟動了中國的現代化之航程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從未完全中斷過，也從未一帆風順，而是斷斷續續，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了。期間經過了三個階段，即從19世紀中葉到1911年清政府領導的現代化，從1912年到1948年國民黨領導的現代化，1949年以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現代化。這三個不同的現代化階段其實也是三種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因為它們分別與三種不同的政治框架相結合。用國內通行的術語來説，這三種模式就是：清王朝的封建主義現代化、國民黨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共産黨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然而，令人感興趣同時又發人深省的是，儘管這三種不同模式的現代化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但是在它們的背後卻有一條共同的內在邏輯，正是這條共同的邏輯把三個不同階段的現代化進程貫穿了起來。這條邏輯就是從“西化”到“中化”，“中化”與“西化”之間不斷的相互衝突和相互交融。近代以來，“西化”對“中化”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拂之難去的悖論。“西化”即“西方化”，其基本意思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全面向西方國家學習和接近的過程，不僅在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要引入西方國家的制度和方法，而且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國家學習。“中化”即“中國化”，其實質性意義是，中國在經濟科技上比西方國家確實落後了，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卻是最先進的，向西方國家學習經濟和科技，最終是為了強國之“本”，即鞏固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

　　一、從洋務運動一開始，朝野之間關於“西化”、“中化”的論爭就不絕於耳。“西化”論一度在知識分子中佔據支配地位

　　我們先來看看清政府的現代化。清政府在被迫進行現代化之初，實行了“洋務運動”，譯成英文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運動。此後，“西化”便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聲音伴隨著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過程，並且形成了支持“西方化”運動的各種學説觀點。但是，從洋務運動一開始，朝野之間對“西化”的反對之聲就不絕於耳，也同樣響徹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之中。在反對“西化”的過程中，也慢慢形成了從整體上反“西方化”的系統理論，即各種各樣的“中化”理論。1898年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試圖為當時的“西化”vs“中化”之爭做出調解和裁決。張之洞的這一態度很快就為清朝當局所接受，並且成為官方的政治判斷和現代化的基本政策。“洋務運動”也隨之轉變為“中體西用”運動。

　　中西之爭在民國時期，特別是在“五四”以後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表現得更加充分。自從清末實行洋務運動以後，現代化的合法性問題便開始逐漸讓位於合理性問題。到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思想界討論的重心事實上已轉移到現代化的模式上，也就是轉移到中國應當實現何種現代化這一問題上。關於中國應當實現何種現代化的爭辯從“五四”前就開始了，並且一直延續到40年代，而在30年代達到高潮。當時展開的幾場大討論，如關於“東西方文化”的論戰，關於“中國現代化出路”的討論，關於“中國本位文化”的討論，關於“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的討論，説到底是關於中國現代化模式的討論。在這些討論中，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許多形形色色的理論，如“全盤西化論”、“世界化理論”、“充分西化論”、“中國本位論”、“中體西用論”、“西體中用論”、“中西互補論”、“中國國情論”、“中國特色論”等等。今天，當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這場大討論時我們看到，所有這些理論雖然名稱各異，但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不外是中國將要實現的現代化應當是西方式的還是中國式的，也就是“西化”和“中化”的問題。

　　我們把主張西方式現代化的理論簡稱為“西化論”，它包括“全盤西化論”、“充分西化論”、“世界化論”等。這種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把現代化界定為“西方化”，認為西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唯一目標模式。這一理論的倡導者們甚至不願採用“現代化”、“工業化”等概念，而堅持用“西化”來概括整個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現代階段。到30年代，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放棄使用“西化”概念而採用“現代化”或“工業化”等概念時，“西化論”的主要代表陳序經頗不以為然，他説：

　　此外，嚴既澄先生又以為“西化”這個名詞頗不適當，最好改為“現代化”。胡適之先生在其著作裏，也用“世界化”三字。我個人在以往的著作裏，也用過這兩個名詞，但我以為，在實質上，在根本上，所謂趨為世界化之文化，與所謂代表現代的文化，無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這個名詞，不但包括了前兩者，而且較為具體，更易理解。胡先生雖用了“世界化”的字樣，他卻仍用“充分西化”的詞句。至於嚴先生雖覺得“西化”兩字頗不適當，但他也依然採用“全盤西化”的詞句。所以我相信“西化”這個名詞的採用，是不會發生問題的。

　　把“現代化”界定為“西方化”是有歷史依據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危機感是在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中産生的。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憑著先進的武器和産品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使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威力，發現了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距。他們感到，若不迎頭趕上，中華民族必將覆亡。從那時起，先進的知識分子便決心把西方作為榜樣，向西方學習。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來，先進的物質文明乃至精神文明都是西方現代化的産物，因此他們把中國的發展目標定為“西化”或“歐化”。“西方化”的意思就是全面引進西方的工業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現代的科學技術、民主政治、教育、文化、藝術等等。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西方化”幾乎完全等同於“現代化”，人們經常不加區分地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這兩個概念。像陳獨秀、胡適這些現代化運動的早期倡導者都使用“西化”和“歐化”的概念。事實上，把“西化”與“現代化”加以區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的事。北京大學的羅榮渠先生證實了這一點：“‘現代化’一詞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科學詞彙在報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就現在所知，1933年7月《申報月刊》為創刊週年紀念，發行特大號,刊出‘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大概是這個新概念被推廣使用的正式開端”。

　　西化論者屢屢強調，“西化”就是世界化，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這種潮流是無法抗拒的，誰抗拒就是自取滅亡。“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趨勢。質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們不要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則已，要是要了，則除了去適應這種趨勢外，只有束手待斃”。在他們看來，西洋文明已超越了國界而成為全球性的普遍文明，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全盤西化並不是傚法哪個國家，而是吸取人類的共同財富。“所謂西洋文化，從歷史看，並非西洋人所註冊的專利，從地域看，它已風靡全球。……(西洋文化)可名正言順地喚作現代世界文化。我們之吸取所謂西洋文化，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要使中國成為世界隊伍中之一員猛將”。

　　反對西方式現代化的人提出的理由是，西方的物質文明固然發達，但精神文明卻不如中國。對此，西化論者提出了強有力的反駁。他們指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物質文明體現著精神文明，西方不僅物質文明的程度比中國高，精神文明也比中國高。西化論的主要代表之一林語堂專門做了一篇題為“機器與精神”的文章，針對“稱西方文明為物質文明、機器文明，而自稱吾國文明為道德文明、精神文明”的理論，他説，有物質文明未必就沒有精神文明，反之，沒有物質文明未必就有精神文明。西方不僅有物質文明，而且也有精神文明。西方的科學、政治、教育、學術等精神文明都比中國先進。他形象地比喻説：“坐在自來水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未必即刻腐化，坐在中國的蘇楊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也未必保得住健全”。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我們須記得機器文明，原來也是人類精神之一種表現。有了科學，然後有機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業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歡迎的舶來品。

　　西方式現代化理論雖然一度在知識分子中佔據支配地位，但在20世紀30年代，它遭到了嚴重的挑戰，其支配地位也逐漸讓位於另一種對立的理論，即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或“中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