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辦事處，從結婚、生孩子到上戶口、辦各種證件，都繞不開它。

　　日前，《北京市“十二五”時期體制改革規劃》公佈，擬擴大區縣政府、鄉鎮政府的管理權限，管理重心下移，探索撤銷街道辦事處改革試點。

　　街道辦事處在我國存在了50多年，對社會管理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前，安徽銅陵已推進撤銷街道辦。北京為什麼要探索撤銷街道辦改革試點？取而代之的又是一種什麼管理模式？一些專家認為，撤銷街道辦，實行居民自我管理的社區模式，應該是未來城市發展的方向。北京作為首善之區，擬打造“世界城市”，在城市管理、運營模式、優化政府組織結構上應該先試先行。

　　縱向權力結構管理調整

　　11月4日，北京公佈了“十二五”體制改革規劃，確定了七項重點改革任務，其中要求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明確了未來5年，將以縱向權力結構管理調整為主線，從行政層級上進行調整。撤銷街道辦的探索嘗試，顯然是縱向權力結構管理調整的一個大動作。

　　那麼，縱向權力結構管理調整，為什麼拿街道辦事處“開刀”，街道辦到底是一個什麼機構，有哪些職責？撤銷街道辦對城市管理有哪些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孫柏瑛教授表示，從定位上講，街道辦事處不是一級政府，是上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從法律規定上來講，可以派也可以不派，本身不構成一級政權。從目前的情況看，北京探索撤銷街道辦事處改革試點，具備了一定的主客觀條件。實際上1954年頒布的“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2009年就廢止了。

　　首先，目前北京的城市管理層次包括市、區縣、街道鄉鎮、社區四級，市、區佈置下來的任務，通過街道辦佈置給社區。街道辦的“二傳手”作用，強化了行政管理職能，淡化了公共服務職能，這直接導致了居委會的行政化趨勢，大大弱化了社區居委會的自治功能，抑制了社區居民自治的發展。通過改革，可以讓社區自治組織回歸它的本位。

　　其次，撤銷街道辦，等於減少了一個行政層級，有利於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事權和責權更容易達到統一，使得社會服務更加貼近老百姓的需要。撤銷街道辦事處實際上是一個權力重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一些權力的上收，有些權力和責任要收上去，也有些權力要下放，有些權力可以通過委託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實現，而不是非要通過政府自身來完成。

　　再次，撤銷街道辦，可以促使政府重新梳理不同級別部門的職能，使其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從而提高社會管理成效，擴大公共服務範圍，減少社會管理成本。

　　“魯谷模式”艱難前行

　　目前，北京街道辦事處的很多職能都和社區居委會重合。孫柏瑛認為，街道辦撤銷後，它原有的經濟發展、城管執法等主體職能收歸區級職能部門，而社會管理、服務事務等職能全部下放到社區。社區居委會本來是自治組織，實際上成了“政府的嘴、政府的腿、居民的頭”。

　　早在2003年，北京就建立了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街道級”社區——魯谷社區，承擔了北京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綜合改革破冰的重任，其目的是探索實現街道職能的轉變，被稱為“魯谷模式”。

　　魯谷社區從一成立就備受關注，它創新了傳統的基層組織設置模式，構建了“三駕馬車”的組織體系：社區黨工委、社區行政事務管理中心、社區代表會議。社區黨工委，是區委的派出機構；社區行政事務管理中心，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社區代表會議及其委員會，是社區廣大居民和社會單位的群眾性自治組織。

　　在“三駕馬車”組織架構中，社區代表會議及其委員會，是體制改革的重點，社區代表由社區群眾、駐社區單位選舉産生，除依法對行政部門的工作進行監督外，還承接政府剝離出的有關社會事務，對社區的大事小情決策、審議，來推動社區自治。

　　魯谷社區的一大亮點是實現“大部制”，將傳統街道辦事處的17個科室，精簡合併為黨群工作部、城市管理部、社會服務部、綜合辦公室、社區委員會辦公室、居民服務大廳，將公務員編制由同類街道的90人縮減為39人，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促進服務質量的提升。

　　作為社區建設研究的專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周宇宏，自2006年以來，一直跟蹤研究魯谷社區。她認為，魯谷社區作為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改革的試點，儘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於“下改上不改”等諸多體制難題尚未破解，魯谷模式並未實現當初的全部目標。

　　在職能方面，上級政府職能部門下派任務，還是找社區，職能沒少反倒增加了，僅社區職能就多達200多項；公務員編制雖沒有增加，但事業編制增加了，人員未減反增；在社區自治方面，社區代表委員會並沒有審議權、決策權。由於經費是政府財政撥款，只能專款專用，撥什麼錢幹什麼事；大社區的自治和下面居民委員會的自治，難以進行有效銜接；社會組織缺少，不能滿足社區發展的需要等。

　　切忌“穿新鞋走舊路”

　　作為特大城市，北京探索撤銷街道辦事處改革試點，不可能一蹴而就。

　　孫柏瑛認為，現在北京的很多街道辦轄區人口幾十萬，承擔的事務很多。同時在城鄉結合部，還有很多城中村，流動人口非常多。在沒有完全理清各級政府職能關係時，或在基層組織的工作方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倉促撤銷街道辦，還可能導致大量的管理缺位，從而給社會管理帶來很大風險。在現有街道辦的基本設置下，試點應在比較小的街道辦或在比較小型的城區先行。

　　孫柏瑛分析，撤銷街道辦必須具備三個前提條件：推行此項改革，政府應該上下一起改，不能光“改下不改上”，政府應從宏觀上進行系統性、整體性設計；政府需要轉變工作方式，撤銷街道辦事處會涉及到很多問題，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要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管，出臺相配套的法規法律，確保社會組織的自治和自律；同時，政府應優化對社區的資源配置。

　　周宇宏建議，如果直接把現在的街道改成社區，只能是“穿新鞋走舊路”。應該對現有社區進行重新整合，科學規劃，有序推進，按照一定的規模，一定的比例，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同時可以考慮建立一支專業化的社區工作者隊伍，加強社區基層設施建設，加大社區經費投入，並對經費使用進行依法監督；建立街道級社區，要有法律依據，切忌拍腦瓜辦事，搞所謂“政績工程”，以確保社區自治依法進行。

　　周宇宏表示，撤銷街道辦是和法治社會的理念相適應的。“十二五”期間北京探索撤銷街道辦改革試點，是大勢所趨。(本報記者 張景華 本報通訊員 趙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