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主權債務危機發軔于歐洲，近兩年來逐步由冰島、希臘等邊緣國家向意大利、法國等核心經濟體發展。今年8月，標準普爾下調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至此，歐美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並由經濟領域向社會、政治領域蔓延。此次危機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延續和深化，是西方國家多年來經濟虛擬化、産業空心化，長期推行赤字財政、高福利制度以及舉債消費的結果。它打破了舊有的世界經濟循環體系，促使西方國家反思和調整發展理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深刻變革。全球經濟正經歷自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的重大轉折，我國工業面臨外部環境重大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和發展契機，加快工業轉型升級已成為應對危機的緊迫任務。

　　一、歐美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標誌著全球經濟走到了自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的重要轉捩點

　　（一）全球經濟進入了新的危險期，危機逐漸從經濟領域向社會、政治領域蔓延

　　歐美主權債務危機使本已脆弱的全球經濟復蘇停頓不前。從短期看，世界經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危險期，危機可能傳導到更多國家、更廣領域，進一步衝擊銀行體系，造成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10月4日，法國和比利時合資的德克夏銀行集團成為因歐債危機而倒下的第一家銀行。從長遠看，由於西方國家受制于債務困境，無力動用財政擴張手段，更加依賴貨幣超發刺激經濟增長，導致一系列負面的溢出效應，可能引發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滯脹”危機。

　　危機的一個最新動向是，逐漸從經濟領域蔓延到社會、政治領域，呈現擴大之勢。由於對政府削減財政預算的不滿以及失業率的居高不下，西方國家民眾開始訴諸抗議遊行和示威，在多國範圍內演變為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今年8月倫敦發生大規模騷亂，9月發端于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席捲多個大城市並開始向其他國家蔓延。總體看，隨著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全球經濟環境日趨複雜、更顯嚴峻。

　　（二）西方國家發展理念發生重大轉變，紛紛提出“再工業化”戰略

　　危機發生後，發達國家開始反思虛擬經濟過度發展，認識到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才是保持國家競爭力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有鋻於此，歐盟、美國均提出了“再工業化”戰略，大力發展新能源、信息技術、生命科學等新興産業，力圖重振製造業，回歸實體經濟。

　　“再工業化”既是西方國家緩解危機困境，推動經濟復蘇的現實選擇；也是重構經濟發展模式，尋求繼續掌控全球經濟主導權的戰略部署。西方國家“再工業化”將對世界經濟格局産生重大影響，全球産業進入新一輪升級發展期。隨著金融服務業等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製造業的地位將重新得到提升，西方國家將重塑其在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領域的競爭優勢，全球製造業競爭將更加激烈，對我國工業發展産生重大影響。

　　（三）全球經濟循環體系被打破，投資、消費和貿易格局正經歷從“失衡”到“再平衡”的演變

　　危機前，全球經濟循環體系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歐美等國高消費、高赤字、高負債，而一些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則是高儲蓄、低消費、高出口。簡言之，西方國家大舉發債，擴張財政，用於維持高消費、高福利和救援金融系統；而中國大量出口換取外匯，鉅額購買歐美主權債務。這樣一個循環體系在一定時期內是平衡的，但逐步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矛盾和風險。危機發生後，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經濟循環出現“短路”，呈現出兩個“難以為繼”的局面，即歐美國家的高消費、高負債模式難以為繼，中國長期高度依賴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也到了必須改變的地步。

　　危機表明，舊的世界經濟循環體系被打破，全球經濟結構失衡亟待解決，迫切需要在新的模式和格局下實現“再平衡”。當前，需要警惕的一個動向是西方國家借“再平衡”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總的來看，實現“再平衡”的責任主要在發達國家。美英等長期貿易財政雙赤字的國家，如果不積極調整其儲蓄、投資和消費結構，要達到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將是非常困難的。

　　（四）全球經濟治理模式發生深刻變革，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話語權大幅提升

　　現行國際體制及其各項規則是在二戰後逐步形成的，主要是由發達國家主導，在許多方面已難以適應當今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和新要求。

　　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實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全球經濟治理的難度也在加大，各國在經濟政策上的協調更加困難。隨著國際政治多級化格局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生態環境等公共産品的全球特徵日益突出，都要求全球治理和協調機制發生相應變化。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正在進入一個深刻變革的新階段。

　　二、我國工業轉型升級面臨全球經濟環境重大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和重要契機

　　（一）歐美主權債務危機給全球經濟造成五個不確定性，對我國工業轉型升級提出了嚴峻挑戰

　　一是全球經濟仍有二次探底的重大風險，復蘇前景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主權債務危機引發了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的急劇動蕩，並進而衝擊到國際貿易和各國實體經濟部門，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落。歐美等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消費信心持續下滑、經濟政策陷入兩難境地，短期內難以出現強勁復蘇的勢頭。在歐美經濟復蘇疲弱的背景下，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儘管增長力度強勁，但通脹壓力上升，不足以帶動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總的來看，全球經濟復蘇前景充滿了不確定性，二次探底的風險正在累積之中。

　　二是國際市場需求放緩甚至萎縮，我國工業出口環境變化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短期看，危機使得歐美等國居民消費信心嚴重不足。今年8月，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降至44.5，9月，歐元區17國消費者信心指數降至-19.1，均跌至2009年12月以來的最低點。歐美等國消費者信心不足産生的需求下降，將直接影響我國工業出口。長期看，經歷此次危機，曾為我國工業快速發展提供支撐作用的國際貿易大好局面，有可能逆轉。這對我國工業發展的市場空間、出口模式、技術能力等提出了嚴峻挑戰。

　　三是我國通脹壓力將會在較長時期內存在，宏觀調控對工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危機發生後，歐洲央行和美聯儲大量發行貨幣，增加對政府債券的購買，美國還考慮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這將推動全球流動性氾濫，進而向我國傳導，産生輸入型通脹壓力。與此同時，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上漲也將加大我國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兩者形成的疊加效應，使得我國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面臨較大通脹壓力，宏觀調控的迴旋空間極為有限，貨幣信貸政策取向在較多情況下會適度從緊，對實體經濟發展産生長期影響。

　　四是國際貨幣匯率博弈複雜尖銳，人民幣升值給工業帶來的影響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隨著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地位的提升，圍繞人民幣匯率的博弈日益複雜，西方國家企圖將匯率問題作為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藉口，並牽制我國的崛起。近期，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企圖以立法方式逼迫人民幣升值。匯率升值雖能提升人民幣購買力，但將給我國外貿出口造成重大衝擊，可能導致眾多出口型企業陷入生存危機，並影響宏觀經濟的良性運行。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連創新高，呈現升值加速趨勢。隨著這一趨勢的發展，我國工業必將承受更大的壓力，所帶來的影響也將長期存在。

　　五是國際競爭規則和國際貿易規則發生顯著變化，全球産業競爭格局演變方向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為走出困境，歐美等國除採用傳統貿易保護手段外，還通過“碳關稅”、勞工標準、社會責任等新規則來加強對國際産業競爭主導權的控制。這些新規則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某些發達國家削弱發展中國家工業品出口競爭力，遏制新興國家崛起的有力武器。在此背景下，未來全球産業競爭將呈現更為複雜的形勢，我國工業發展將面臨重大挑戰。

　　（二）歐美主權債務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三大效應，為我國工業轉型升級創造了重要契機

　　一是倒逼效應為轉變工業發展方式提供了重要機遇期。所謂倒逼效應，是指因國際市場需求收縮、出口受阻以及比較優勢的變化，激化工業自身的結構性問題，逼使政府和企業痛下決心解決經濟結構中的深層次矛盾。長期以來，我國工業發展過於依賴出口，不僅消耗大量資源，加劇環境污染，還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動的衝擊。危機造成的倒逼效應，為轉變傳統增長方式增加壓力的同時也創造了有利條件，企業和政府有更大的壓力和動力來增加創新投入，降低資源消耗，開拓國內市場，增強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

　　二是重構效應為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並購創造了有利時機。所謂重構效應，是指由於受到危機的影響，國際投資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國際企業競爭格局重新洗牌，新興經濟體獲得了對發達國家企業進行收購兼併的良機。此次危機造成了金融市場動蕩，股票價格低迷，歐美等國的一些優質資産大幅縮水，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甚至破産。而我國經濟所受衝擊較小，外匯儲備充足，企業實力不斷提升。我國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機遇，積極發掘國際産業投資機會，在量力而行、理性選擇、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加快海外並購步伐。

　　三是趕超效應為戰略性新興産業破繭而出提供了難得的發展良機。所謂趕超效應，是指危機往往催生一批新技術和新産業，在這些領域，發達國家的控制地位尚未形成，技術路線還有多種選擇，還將為我國趕超發展贏得寶貴時機。當前，以綠色、節能、環保為特徵的新興産業群迅速崛起，成為各國經濟競爭新的制高點。我國可充分利用趕超效應，著力把扶植新興産業發展作為政策著力點，加快構建國際競爭新優勢，掌握未來發展主動權。

　　三、加快工業轉型升級日益成為我國應對歐美主權債務危機的緊迫任務

　　（一）強化注重實體經濟的發展理念，促進製造業和服務業協調發展

　　統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均衡發展與有機協調，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近年來，美歐等國産業空心化愈發嚴重，虛擬經濟快速膨脹，矛盾累積演化為系統性危機。在本輪危機中，受到衝擊最大的恰恰是那些片面強調發展虛擬經濟的國家，而工業産業鏈完整、長期重視製造業發展的德國、日本，受到的衝擊影響就很小。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實現製造業與服務業協調發展尤為重要。一方面，我國工業化進程尚未結束，工業大而不強特徵明顯，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應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堅持把發展製造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作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另一方面，要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産性服務業，通過製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形成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新格局。

　　（二）重塑工業經濟增長動力機制，構建內需主導和消費驅動的工業發展模式

　　受危機影響，世界主要經濟體需求結構深度調整，通過國際市場釋放過剩産能的空間日益逼仄。國內人口結構變化和儲蓄率下降，基礎設施建設逐漸飽和，投資率也難以長期保持在高水平。我國工業長期以來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重塑工業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不僅是適應全球需求結構重大調整的必然選擇，更是保持工業持續較快增長，加快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

　　重塑工業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核心是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增強消費對工業增長的拉動作用。制定鼓勵新興産業、新興産品、新興業態消費的激勵政策，多措並舉改善工業産品消費環境，優化工業投資結構和提升投資效益。

　　（三）制定優化企業發展環境的綜合政策，夯實工業發展的微觀基礎

　　國際市場需求放緩、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及原材料成本上漲、偏緊貨幣信貸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疊加影響，我國中小企業、外向型企業的生存發展面臨嚴峻考驗。迫切需要制定一攬子企業扶持政策，提升企業發展活力，夯實工業發展的微觀基礎。

　　制定綜合性企業扶持政策，著眼點應放在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上。一是穩定出口政策，加大對出口企業的支持。二是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給外貿企業造成過大衝擊。三是有效減輕中小企業稅費負擔，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四是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建立健全面向企業的公共服務體系。五是加大對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支持大型企業開展跨國並購。六是減少市場準入限制，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

　　（四）培育新優勢與開拓新市場並舉，保持工業品出口穩定增長

　　對於危機給我國工業出口帶來的衝擊，從外部來看，歐美等國市場需求下降甚至萎縮，新興經濟體增長勢頭放緩，國際貿易增長前景不容樂觀；從內部來看，我國低成本競爭優勢減弱，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紅利”正逐步消失，培育新優勢和開拓新市場迫在眉睫。

　　培育新優勢，要加快改造提升傳統製造業，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鼓勵企業研發新技術新産品，大力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加強標準、質量、品牌建設，提升勞動大軍的綜合素質；開拓新市場，要面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引導企業及時調整出口市場結構，努力挖掘新的出口增長點，加快出口市場多元化進程。

　　（五）突破戰略性新興産業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加快向創新驅動轉型

　　對於我國而言，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既是有效應對當前危機，推進工業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也是構建國際競爭新優勢、掌握髮展主動權、增強工業發展後勁的戰略舉措。

　　加快培育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等重點産業，實現若干核心技術的研發趕超，突破一批關鍵共性技術，形成並完善鼓勵新技術研發、生産、消費的政策體系。把政府引導與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結合起來，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産學研用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大對高新技術工程化、産業化的支持力度，加速科技成果産業化，加快形成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發展機制。

　　（六）加快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推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在危機的影響和衝擊下，我國工業發展中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亟需發揮信息化在促進工業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引領和支撐作用。為此，加快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既是立足當前、積極應對歐美主權債務危機的緊迫要求，也是著眼長遠、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舉措。

　　現階段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一是要加快建設寬帶、融合、安全、泛在的信息網絡基礎設施；二是要加快應用電子産品的開發和産業化，大力發展應用軟體和行業解決方案，著力提升工業産品智慧化水平；三是要深化信息技術在企業生産經營各環節的應用，全面提高企業信息化的層次和水平，推動工業向創新驅動、集約高效、環境友好的發展模式轉變。

　　（作者為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