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校車安全問題再次引發社會強烈關注。如何避免校車事故頻頻發生？發展校車有哪些模式？政府責任如何跟上？本報記者專訪相關專家，詳細解析我國校車安全發展問題。

　　只有發展規範校車，才能避免悲劇一再上演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各地發生的校車事故令每個父母揪心，如何才能避免悲劇一再上演？

　　李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只有一條路——發展規範的校車。社會對校車的需求很大，很多孩子上學遠，家長沒空接送，但校車的供給沒有及時跟上。

　　我自己的小孩在上小學，坐的校車就是私人運營的，沒有資質。但是孩子上學遠，又沒有時間接送，明知道這個車沒有資質，也只能讓她坐。

　　我在江西、湖南、四川的一些農村調研的時候，經常見到一些農用三輪車、摩托車在接送孩子，孩子們把車擠得滿滿的，那些家長也很無奈，明知這樣的車不安全，但是沒有正規的校車，只能讓孩子坐那種車。

　　正規校車缺乏，才造成“黑校車”氾濫，超載等違規現象嚴重，給孩子安全埋下了巨大隱患。

　　袁桂林（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在農村，由於前幾年農村學校佈局調整，大量撤並校，很多孩子上學變遠了。一些地方通過建寄宿制學校解決這個問題。但幼兒園和小學階段的孩子不適宜住校，而且住校的學生放假回家也需要校車。

　　因此，校車的需求是巨大的。如果認識不到校車問題的緊迫性，類似湖南衡陽、甘肅慶陽的事故一定還會發生。

　　出了事故就停辦校車，是惰政思維

　　記者：校車事故給政府和社會敲響了警鐘，建設“中國的校車工程”，政府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李藍：對於發展校車，政府責任不可缺位。有的地方出了事故就一味限制校車，甚至把校車停辦，這也是不行的，是一種惰政思維。政府必須正視和滿足社會對校車的需求。

　　校車的運營需要多方面的資源，比如通過立法保證校車的路權，還需要制定一系列國家標準等，這些資源只有政府能夠提供。而且，校車運營的利潤較低，責任重大，更多的是公益服務性質，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吸引力不大。

　　所以，政府應該承擔起責任，負責制定相關法規，監管日常運營，並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

　　袁桂林：對於校車的發展，政府應該承擔主導責任，積極推動校車工程的實施，為普及校車提供資源，並對日常運營實施嚴格監管。政府還應推動相關立法，一方面讓校車在行駛中享有一定“特權”，盡可能保證學生的安全，另一方面為監管校車運營提供依據。

　　我國沒有專門的校車法，在義務教育法中也沒有關於校車的規定，造成監管中無法可依。另外，一些統籌的工作也需要政府各部門互相協調來做，比如設計校車的行駛路線等。

　　記者：關於校車的運營，目前有政府主導、企業主導、政企合作等多種模式，對於具體的運營，請問有哪些政策建議？

　　李藍：在試點推廣階段，可以成立專門的校車公司，或者通過招投標形式把校車運營委託給客運公司；辦校車不可能是“慈善工程”，在校車的運營中，政府應該以適當補貼彌補其利潤的不足。以美國為例，政府一般通過招投標成立專門的校車公司，給予適當補貼；校車公司負責校車日常運營，政府負責監管。

　　袁桂林：政府不一定要把購買、運營等具體事務一攬子包辦，可以鼓勵企業、學校來辦校車。但是政府也不能完全不管，要切實做好立法、監管、統籌等工作。

　　既要財政投入，也要各項配套措施及時跟上

　　記者：要説校車安全該由哪個部門管，教育、公安、交通等各部門都沾邊，可是責任沒有明確界定，“都能管”可能就變成“都不管”。這個責任應該如何厘清？

　　李藍：很多學校不願意辦校車，主要是怕出了問題負不起責任。有的地方出了校車事故，就僅僅處分校長和教育部門的負責人，這是沒有道理的。

　　我去年在兩會上提出的校車提案，最後就是由教育部做出了反饋，我覺得很無奈，因為這説明我們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校車不是教育部門一個部門可以管的事情。

　　校車是政府應該配套的義務教育基礎資源，教育部門在其中只能起到一個配合的作用。這個問題需要由政府&&，由發改委、交通、教育等部門互相配合，共同解決。

　　袁桂林：去年我在四川調研的時候，一個星期五的中午，在一所學校的門口，我看到十幾個學生圍著一輛越野吉普車，準備乘車回家。我問校長，為什麼不阻止孩子們坐那輛超載的吉普車？校長告訴我，如果他去管，吉普車司機肯定會來跟他打架，他只能勸説學生不要坐，並沒有監督學生不要私雇校車的權力。超載的問題需要交通部門來查處，法律沒有賦予學校這個權力。

　　因此，政府應該儘快把相關立法提上日程，通過立法來明確各方面權責。有了法律依據，校車的安全監管才能在實踐中有法可依，公安部門、交通部門、教育部門的職責才能明晰，這樣監管才能落到實處。

　　比如説，公安部門要負起車輛和司機資質認證的責任，交通部門要負起交通運行監督的責任，教育部門要配合，對孩子進行安全教育，對校車安全進行監督。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安全發展。

　　記者：甘肅慶陽發生校車事故之後，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示將不惜投入，積極採取措施，您覺得應該注意什麼？

　　李藍：事故發生之後，一些地方政府認識到校車問題的緊迫性，表示將斥鉅資購買校車，這當然是好事。但是我認為，解決校車問題，錢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觀念問題，是把校車放在一個什麼位置來考慮的問題。

　　在財政投入的同時，各項配套措施也應跟上，如專門成立管理機構，推動立法等。如果認識不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只搞“一陣風”式的重視，我不相信甘肅慶陽是校車事故的最後一站。

　　記者：在校車標準的制定方面，您有什麼建議？

　　袁桂林：這個事情要綜合考慮，外國在校車管理方面有很多先進經驗。我們既要借鑒好的經驗，也要適合中國國情。

　　比如有人提出，每輛校車應有兩個老師護送學生。但是在很多農村地區，教師的編制遠遠不足，連上課都保證不了，護送的這兩個老師如何保證？這些問題，制定標準的時候都應該考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