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的校車就像一個毒饅頭，又沒有別的可吃。你不可能眼睜睜等著餓死吧？ ——郭斌（真愛教育公益機構負責人）

　　在“查”與“罰”的同時，政府還要“幫”。 ——儲朝暉（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校車事故反映的問題就是兩個：一個是政府對教育投入不足，第二個是投入了該怎麼使用。 ——王旭明（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

　　（校車）這個項目比“免費午餐”更難，因為涉及安全運營和責任認定。 ——鄧飛（鳳凰週刊記者部主任，“免費午餐”公益項目發起人）

　　追責不等於簡單地把領導撤掉。 ——胡益華（律師、“免費午餐”基金副秘書長）

　　11月16日，甘肅省正寧縣一輛嚴重超載的幼兒園校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另有43名幼兒受傷。校車安全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事故的解決不相信眼淚，短暫的憤怒也無法挽回鮮活的生命”。有網友呼籲，別喊口號別搞運動，“保住學生的命要緊”。

　　校車長期“帶病運行”原因何在？如何確保開往希望的校車安全抵達？本報記者就此採訪多名教育界人士和公益組織負責人。

　　【現狀】

　　校車危險運行情況普遍

　　京華時報：甘肅正寧幼兒園校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以來，全國各地都在查校車安全，有人説工作重點應該向農村地區和邊遠地區傾斜，因為這些地區最薄弱。根據你的調查，了解到的情況是怎樣的？

　　郭斌：我們從2004年開始關注流動兒童教育問題。據我了解，校車安全問題是一個長期的問題，至少10年了。2009年我們針對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校車做過一個調查，發現90%的校車都超載。

　　京華時報：有關部門沒注意到這些問題嗎？

　　郭斌：教育部門和交通部門也在查，定期檢查。每次檢查，這些學校就停課半天，或者讓孩子步行上學，通過這樣的方式把問題隱瞞過去。其實不安全的校車就像一個毒饅頭，又沒有別的可吃。你不可能眼睜睜等著餓死吧？

　　京華時報：從2009年到現在，狀況是否有所改觀？

　　郭斌：實際上是惡化了。現有的辦法，無論關停也好，處罰也好，根本沒有有效保證這些孩子能夠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裏上學。這幾年一些人大代表提出，全市應該建立校車的綜合運行模式，校車統一聯網、統一調配。但是這樣的建議付諸實施過程很漫長，即使建議得以通過，這些農民工子弟學校或是邊遠地區的孩子，因為沒有合法的身份，能否享受這樣的便利還很難説。

　　京華時報：根據你的實地調查，校車超載普遍存在的直接原因是什麼？

　　郭斌：我們實地訪問過很多學校的校長，有一個學校的校長給我們算了一筆賬，如果開通校車，能多吸引200個孩子，收入是20萬元。可是購買校車的錢加上油錢、保險和司機的工資，一年開銷就得15萬元。此外還得兩萬元的書本費、3萬元的水電房租。這樣算下來，如果超載的話，還可以勉強保持收支平衡，不超載肯定更虧，拉不起。

　　京華時報：和北京的這些農民工子弟學校相比，其他農村地區、邊遠地區的情況是不是更加不容樂觀？

　　郭斌：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校車狀況跟中西部農村非常像，都普遍存在家長出不起錢，學校無力購買新車而用報廢的車或車況不太好的車做校車，司機也是臨時雇的，長時間都在危險運行。

　　【探因】

　　首先在於教育投入不足

　　京華時報：甘肅校車事故發生後，關於校車“帶病運行”的深層次原因，有著各種各樣的分析，你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王旭明：校車事故反映的問題就是兩個：一個是政府對教育投入不足，第二個是投入了該怎麼使用。首先投入解決了以後，應該建立一種新的工作機制來合理使用這筆錢，應該建立校車專項使用經費。包括對校車的購買、維修、檢測以及司機聘用都提出具體的要求。

　　儲朝暉：校車後面實際上是一個系統。首先一個是學校布點的問題，接著是就學方式的問題，其次才是校車本身的問題。如果學校布點都在2.5公里半徑範圍內，不用校車，孩子步行也能上學。如果採取就近入學的方式，不擇校，家門口就能上學，也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農村人口在減少，前一段時間，各個地方都在調整學校布點，很多地方的小孩子上學比以前遠了。現在比較普遍的是一個鄉保留一個中心校。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及後來國務院出臺的“國五條”和“國十條”都有一個基本的提法：大力發展鄉鎮中心幼兒園。對於這樣的做法，我是持反對意見的。

　　京華時報：為什麼反對？儲朝暉：我做了28年的鄉村調查，調查過程中，很多鄉村都是我用兩條腿走過來的，對這個概念非常清晰。如果僅僅發展鄉鎮中心幼兒園，只有很少的孩子能享受到便利，其他的孩子有可能要跑幾十里地，路上的交通風險很大。因為距離條件不一樣，導致你享受公共幼兒教育的機會不一樣，這不公平。

　　京華時報：操作“免費午餐”公益項目過程中，你走過很多貧困地區的學校，對於學校布點的調整，你是什麼看法？

　　鄧飛：集中辦學是大勢所趨，通過改變目前學校布點來解決校車問題我堅決反對。不可能回到之前，去分佈很多教學點。這樣會造成教育質量的下降，浪費資源。我們要做的是現有集中布點的情況下加強配套。比如我們的食堂、我們的校車。不能夠因噎廢食。

　　京華時報：有人説校車問題究其根本是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你認同這個觀點嗎？

　　儲朝暉：根本的問題不是錢，是公平。如果機會不均等，肯定是弱勢群體容易受到損傷。錢只是外在的表現。就好像一根繩子有幾股，這幾股當中有一股可能變得越來越緊，用力時它會最先斷掉。我們這個社會有錢跟沒錢，有權跟沒權，農村與城市，西部與東部的差距都很大。從這個角度來説校車安全本身遠遠不是一個交通問題，而是整個弱勢群體的生命安全不能夠得到保障。在一個機會均等的社會中生活，危險性會大大降低。

　　【求解】

　　“查”“罰”同時還要“幫”

　　京華時報：從政策層面來講，你認為解決校車問題亟待改變的是什麼？

　　儲朝暉：應該依據鄉鎮的人口分佈、交通條件、自然的地理狀況布點學校。有的地方比較特殊，比如有一條大河，不能僅僅在河的一邊辦一個幼兒園。有的可能隔了一座大山，你不能因為直接的距離很近，就説山這邊建一個，山那邊不建。

　　京華時報：學校布點的調整，很多地區已經在實行了，現在説這個是不是有點晚？

　　儲朝暉：學校布點調整有的地方已經做完，有些地方正在開始做，有的地方還沒有完全做，在這個過程中大家要更加冷靜，至少在這個過程中增加一個環節：在布點調整過程中，起碼要徵求當地民眾的意見。同意你就調，不同意就不要簡單地拆。

　　京華時報：事故發生後，有人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學生家長，認為家長的監護責任有待加強，對此你怎麼看？

　　儲朝暉：這些孩子的家長是不是就不想自己孩子安全了？不是！這些農民工子弟以及留守兒童的父母很牽掛自己的孩子，但以他們現有的收入情況和能力，在現有社會分配體制下，他們沒有能力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條件，去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在這樣的現狀下，政府應該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京華時報：事故發生後，我們聽到了熟悉的“查”和“罰”，你怎麼看這種處理方式？

　　儲朝暉：撤職，這種處理方式太簡單，從因果關係來説，這幾個領導人肯定有責任，但遠遠不只是這幾個領導人有責任，當初做出這個布點調整的決策人肯定也有責任。我們現在強調要大力發展鄉鎮中心幼兒園的政策是怎麼制定的，這也有責任。查處責任是必要的，但並非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預防以後再發生這樣的情況。

　　京華時報：除了“查”和“罰”，有關部門還應該做些什麼？

　　儲朝暉：在“查”與“罰”的同時，政府還要“幫”，要幫助人們解決這些問題。剛才説了，如果孩子就住在鄉鎮所在地，可能就不需要校車，但政府把幼兒園辦在鄉鎮中心，很偏遠的地方就要走上好幾十里去上幼兒園，這個責任誰負？不能怪家長住在很偏僻的地方，所以政府要麼承擔交通安全的責任，要麼把幼兒園辦得更近一點。現在我們解決問題應該在“幫”上下更大的工夫。

　　胡益華：校車事故有三個必須由立法解決的問題：一是建立一個非常詳細和可具有操作性的追責制度，注意，追責不等於簡單地把領導撤掉。二是懲罰制度，包括對幼兒園、對政府等。三是救濟制度。另外，國家13億人口到現在沒有專門的一部法律規定人身損害賠償，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個司法解釋，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到現在為止我都沒有想清楚政府賠的這筆錢，數據是怎麼出來的。而追懲的缺失讓我們看到很多人每天在做違反現有規章制度的事，但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和代價。

　　京華時報：在校車事故發生之後，很多民間公益機構都在積極地想辦法，在“免費午餐”項目積累了經驗之後，會不會考慮校車項目？

　　鄧飛：我們非常願意為政府部門的民生工程做探索。我們也願意做實驗的小白鼠和小分隊。因為我們的規模小，發現問題好調頭、好糾錯。現在我們首先需要集結民間的智慧，拿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聯絡教育界、企業界、媒體共同推動。因為各地情況不同，我們只有弄清楚當地的道路以及各方面狀況，需要什麼樣的幫助，才能向企業提出請求。我們考慮分出一部分精力來研究校車安全的問題，聯合其他的助學的團隊，考慮另建一個團隊來協助有關政府部門從事校車安全工作。但是這個項目比“免費午餐”更難，因為涉及到安全運營和責任認定。不僅僅是車，還需要一整套配套的體系。

　　本報記者張然 插圖勾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