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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兩則關於公車私用的新聞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一是國慶期間，一輛農業執法車出現在老撾首都萬象的一處景點。後經查明該車屬雲南楚雄州南華縣農業局，該事件屬農業局執法支隊支隊長公車私用；二是湖北廣水市官員調任時帶走公車，自2000年以來共帶離公車28輛，該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要求追回，兩年僅追回8輛。

　　近年來，公車私用屢遭詬病。為加大治理力度，中央和各地相繼出臺了不少公車改革的措施。今年4月，中央專門成立了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全國黨政機關公務用車的管理。10月27日召開的全國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會議透露，截至目前，全國黨政機關共認定違規車輛17.95萬輛。社會廣泛呼籲，治理公車私用這一頑疾，治標更得治本。

　　1.從“公車私用”到“公車私有”，其實質是公權私用

　　在中央紀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看來，公車私用的實質就是腐敗問題，因為凡是利用公共權力謀取個人私利的行為，從本質上講都是腐敗行為。但是，有時所謂“私用”的範圍也很難界定。比如現在一些已經退休的領導幹部，按規定他們可以配備公車處理公務，但實際上，不少人無論是公事私事都用公車。

　　長期關注公車改革的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也認為，雲南執法車輛出國事件是公車私用的一個典型案例。事實上，人們對公車私用早已司空見慣，例如A省的公車開到B省的某個景點去是很常見的事情。在一些幹部看來，到了一定級別給他配車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既然配了車如何使用自然是自己説了算，“公車私用”早已演化為“公車私有”，因此湖北廣水發生將公車帶走的案例就不難理解了。葉青説，不只是帶走公車，有的領導幹部甚至連司機都帶走，他們在獲得提拔後更願意通過這一方式把“可靠的人”留在身邊，造成了不良社會風氣的蔓延。

　　公車從“公用”到“私用”再到“私有”，實質上是公權力的私有化。一旦公權力私有化，便會衍生出牟取私利的衝動，會借用公權力對公利上下其手。“現在社會輿論把公車私用看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是坐公車的人卻覺得理所當然。”葉青告訴記者，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他的公車改革議案被拿到某省代表團討論，結果竟遭到一片反對。

　　李雪勤分析，公車改革的阻力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公車使用者，他們是利益的直接獲得者，當然願意自己有使用公車的權力。如果進行公車貨幣化改革，儘管得到了經濟利益的補償，但作為權力的象徵和個人的較大自由度都會失去。第二方面是公車司機，他們作為公車的職業駕駛員，使用公車既讓自己有了工作和各種福利，也有了自己享用公車的機會。如果進行公車貨幣化改革，他們將失去工作飯碗及其單位福利，自己使用公車的機會也沒有了。第三方面是群眾的民意，群眾主要擔心公車貨幣化改革可能會給幹部帶來高額經濟補貼，“車照坐還多拿錢”，加大分配不公。幾個方面綜合效應的結果，造成了公車改革喊了10多年卻難以整體啟動。

　　2.治理公車私用，不能僅靠“堵”和“剎”

　　10月13日，雲南楚雄州委外宣辦發佈新聞通報稱，經調查，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決定對私駕公車出國的楚雄州農業局農業行政綜合執法支隊支隊長趙朝魏作出行政撤職處分，並留黨察看一年。而湖北隨州市也表示，媒體報道的“湖北廣水官員調任帶走公車成慣例”情況基本屬實，該市將糾正存在問題，並予以問責。

　　“公車私用問題的治理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行政管理的方法，以上兩個案例就屬於這類。這是一種治標的辦法，主要是對違反公車使用規定的領導幹部和司機進行紀律等處分，實際上這是靠‘堵’和‘剎’的辦法來解決。這種辦法往往見效一時，過一段時間後難保不會捲土重來。”李雪勤認為，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對公車私用、高規格配備公車等問題的治理已經進行過多次，但往往幾年後問題又會逐漸嚴重起來。因此，有必要採取治本的辦法，比如貨幣化改革。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許多人都已買得起車，這也為公車貨幣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物質基礎。現在完全有條件推行公務用車的貨幣化改革，至少在經濟和生活條件比較好的地區應當普遍推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更多地採用市場化的改革手段來解決職務消費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沒有了固定屬於某個領導的專車，自然也就失去了將公車私用的生存土壤。從今年8月起，在浙江省杭州市，所有的市管幹部不論級別高低、官職大小都不再配備公車。除公檢法系統和市政府3個駐外辦事處暫不實施車改外，杭州自2009年起分三批對87個市級機關共計800輛公車進行改革，或拍賣或納入市級機關公務用車服務中心統一提供服務，同時分9檔對公職人員每月發放300至2600元不等的補貼，在車貼範圍內的公務活動一律不予報銷。杭州車改，也因其改革力度之大受到社會各界廣泛好評，被認為是“治本”之策。

　　3.自發改革缺少後勁，期待自上而下統一的改革措施

　　“在惠州，公務用車跑到境外這樣的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廣東惠州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李松告訴記者，從2004年起，惠州在全國率先對包括公檢法等執法機關在內的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進行了貨幣化改革，目前市直機關的執法車輛僅保留190輛。

　　“我們給所有公務用車都安裝了GPS衛星定位系統，並與紀檢監察部門的電子監察平臺聯網，實施在線監控，一經發現公務車輛偏離公務路線的，系統立刻發出警報，自動停油，隨後監控中心工作人員將給車上人員打去電話要求解釋原因。”截至目前，惠州已先後完成市直單位、三區（大亞灣區、惠城區、惠陽區）、公檢法及部分鄉鎮（辦事處）的黨政機關單位公務交通貨幣化改革，涉及95個處級單位，21個鄉鎮（辦事處）的1.2萬多名公務人員，公車數量減少59％，公車經費開支總體水平下降22％。

　　在公車改革的積極推行者葉青看來，各地推行的公車改革模式中，“惠州＋杭州”模式最為理想。他告訴記者，目前全國各地許多地方都自發進行了公車改革，但尺度不一、標準各異，公車改到什麼程度、發放多少車補，都不盡相同，沒有統一的模式。這種自發的改革基本上都得益於當地“一把手”的強勢推動，在一定階段能夠取得明顯效果，但由於沒有更高層面的明確支持，缺乏後勁，長期看難以為繼，有的地方甚至還出現了倒退現象。

　　李雪勤則表示，比起公車私用問題，當前更應集中治理的是公車氾濫成災的問題，這已經造成國家巨大的浪費。從不久前各部委公佈的“三公”經費中可以看出，不少部委花在公車上的經費往往是絕對大頭。因此，今年中央專門成立了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從4月份起至年底，分動員部署、清理糾正、重點檢查、建章立制4個階段進行，旨在通過邊清理、邊整改、邊建設、邊完善，堵塞管理漏洞，鞏固治理成果，切實形成一整套完備、有效、嚴格的公務用車管理制度。

　　“在我連續8年提交公車改革議案之後，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規範公務用車配備管理並積極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車輛購置及運行費等支出原則上零增長。”葉青對下一步中央推行公車改革表示樂觀態度，“即便在今年初，有幾個人敢相信中央政府的98個部門能全部向社會公開‘三公’經費？但現在不是基本上都做到了嗎？只要有決心，公車改革就一定能推行。我覺得，現在的專項治理工作是公車改革的前奏，先摸清全國究竟有多少公務用車，才能確定下一步到底怎麼個改法。我相信，只要中央自上而下統一的改革措施儘早出臺，公車改革必將取得飛躍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