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公車治理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中央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近日在北京召開全國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專項治理工作會議,據領導小組有關負責人介紹,截至目前,已經順利完成了動員部署、登記自查、審查核實等目標,全國黨政機關共認定違規車輛17.95萬輛。

　　針對屢受詬病的公車違規使用問題,《法制日報》視點版與搜狐網進行聯合調查,並請有關專家對公車治理的現狀與難點進行了深入剖析。

　　97.4%被調查者認為:

　　身邊存在違規使用公車情況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公務車改革”列入了年度工作計劃。而如果從199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頒發《關於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算起,我國的公車改革已經進行了將近17個年頭。

　　但是,17年的改革過去了,公車治理依然沒有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效。

　　當接近2000名被調查者在回答“你身邊是否存在違規使用公車的情況?”這一問題時,有97.4%的被調查者選擇了“是”,僅有0.48%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否”,還有2.13%的被調查者選擇了“不清楚”。

　　而在被問及“你見過的違規使用公車最常見的情形是什麼?”這一問題時,有70.31%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公車私用”,還有5.49%的被調查者選擇了“超標配車”,24.22%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公車數量太多”。

　　在此次調查中,有一名被調查者曾在一家國有大型企業辦公室負責調配單位用車,他認為違規使用公車的問題的確長期存在。

　　“在所有問題裏,最突出也最容易引起人們不滿的,是公車私用問題。”這名工作人員説,這個問題很難得到控制,他們單位也制定過有關規定,只有極少數幾位領導才配專車,並且嚴格限制了公車的里程數和油錢。但這些規定在總部執行起來還比較嚴格,但在下屬單位往往難以實施。

　　據研究人員介紹,目前公務用車存在著種種弊端:

　　運行成本比較高。據統計,每輛公車年消費額平均為8萬元至10萬元。社會轎車每萬公里的運行成本是0.82萬元,而機關公務轎車則高達3萬元以上,運行成本普遍偏高。

　　資源利用不充分。黨政機關公車的使用效率僅為社會運營車輛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相當一部分領導的專用車,除了接送領導上下班、參加必要的公務活動或出差外,大部分時間閒置。與此同時,一些普通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中用車難的問題仍比較突出。

　　奢侈浪費較嚴重。部分地區和單位不按規定配備公務用車,而是耗資超編超標購買車輛。去年,某市開展公務用車專項治理,清理出超標車6300多輛。

　　公車私用較突出。據國家發改委調研報告顯示,公車使用有三個“三分之一”:辦公事佔三分之一,領導幹部及其親屬私用佔三分之一,司機私用佔三分之一。

　　“公私不分導致了公車私用。如果公車全部公用,社會上並不會有這麼大的意見,但是實際上,公車並不都是公用,有相當一部分是私用。這就讓人質疑是否真的有那麼多公務需求,是不是需要這麼大的公車普及量,而這些問題都沒有一個規則去遵循。公車是公共財物,是因為公共行政的需要才購買使用的,有特定的適用範圍和用途。現在公車私用是一個常見的現象,私用花費比公用的還要多,這實際上是對公共財物的管理缺乏規制,是腐敗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實際上很多文件都有規定,但執行起來不夠嚴格。”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説。

　　41.04%被調查者認為:

　　沒有採取真正有效治理手段

　　正是因為公車私用之類備受詬病的話題,引發了一輪接一輪的公車改革,但長期以來,形形色色的公車改革收效甚微。

　　在回答“為什麼長期以來公車改革收效甚微?”這一問題時,有21.77%的被調查者選擇了“領導幹部缺乏監督”,有41.04%的被調查者選擇了“沒有採取真正有效的治理手段”,還有37.21%的被調查者選擇了“違規使用公車已成普遍現象”。

　　“一些地方的公車改革為什麼會失敗?主要原因是內部支持而外部反對。以公車貨幣化改革為例,這是讓公車所有單位的內部人受益,但是群眾並不支持,對這種把不正當的消費正當化的行為,外部的反對聲很大。”毛壽龍説。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莘向記者分析,公車改革“説了十多年了”,但實際上,因為改革方案是由權力的持有者制定的,並沒有局外人充分參與討論,因此,真正有效的改革方案一直出不來。“有的地方出來了,但仍是按照權力大小來分配,級別越低,車補越少,而實際情況卻是級別低的人外出辦事的頻率較高。有的地方實際上發放了車補,但公車還留著,還在被某些人繼續使用,形成了這邊拿著錢,那邊還在使用公車的情況”。

　　“讓有權享用公車的人來制定改革方案,很難自己割自己的肉,只會往對自己有利的方向改,這樣制定出的方案很難達到讓老百姓滿意的程度。公車也是公款的消費,如果僅讓有權享有公車的人來主導改革,很難解決根本問題。”劉莘説。

　　毛壽龍分析,這些年來,有關部門一直將公車問題當做反腐敗的問題來抓,但是很少有因為公車問題而被處理的官員,也沒有哪個官員因為公車問題而喪失升遷的機會。

　　“財政支出的決策權,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府部門手裏,公務用車的標準、公務用車的支出水平等,基本上都由用車者説了算。即使有一些紀律約束,基本上也是軟約束。”毛壽龍説。

　　“制度上雖有嚴格處罰,但實際上很少有因公車私用而受到處罰的。當公車私用已成為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治理起來也就變得法不責眾了,失去了實際效果。”王敬波説。

　　60.36%被調查者認為:

　　應取消領導幹部專屬用車

　　近年來各地的公車改革,鮮有成功的案例。在回答“真正有效地治理公車的方法是什麼?”這一問題時,有60.36%的被調查者認為,“取消領導幹部專屬用車”,有23.1%的被調查者認為,“建立外部監督舉報網絡”,還有16.56%的被調查者認為,“自上而下的規範用車”。

　　“我比較贊成這種方法。一個機關保留一定數量的公車有必要,但專車最好不要保留。作為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領導幹部不應講究要有專車,或者專車要達到某一檔次。這些從行政職能轉變的角度、從方便辦事的角度來説都可以不計較。而且現在很多大城市交通緊張,公車在和民用車爭奪路權。公車在機動車的保有量裏佔很大比重,如果國家機關首先&&,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領導也效倣,把公車取消了,道路狀況會得到很大好轉。”劉莘説。

　　“完全取消公車不現實,但應限制使用。現在很多公車實際上並非是給領導配備,而是以部門的名義配備的,但很多機構的用車實際成為機構小部門領導的私家用車。因此,領導幹部公車私用是一個問題,但更嚴重、更普遍的是以機構名義購買或有權使用的車輛。”王敬波説。

　　對於外部監督網絡,王敬波説:“這些年的公車改革主要是靠政府部門內部的自我監督,但現實是,政府部門內部的很多人都是現有公車制度的受益者。如果政府部門內部的一項改革,遭到系統內部絕大多數人的反對或是不配合,改革是很難推行的,自我約束也會沒有動力。因此要啟動一個更強大的外部監督體系。”

　　王敬波還認為,如果真的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並不是很難。比如,可以在公車上安裝GPS定位系統,對公車的使用做嚴格的線路記錄、進行嚴格的審批等。

　　據公開報道,2010年,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採取GPS全球衛星定位技術、RFID身份識別等現代信息化手段的試點工作,將公務用車管理納入電子監察系統,若哪輛公車“私奔”,都會在監察屏幕上一目了然。

　　但真正“難”的問題在於,“查”出公車私用又能怎麼樣?

　　“即使通過技術手段發現了公車私用的現象,也是很難處理的,因為監督的人處於權力的弱勢,而坐公車的人一般比較強勢。治不住公車實際上就是治不住權力。如果不通過建立制度化的監督機制、實現權力平衡、推動信息的公開,技術再先進也沒有用。”毛壽龍説。

　　對此,劉莘認為,真正有效地治理公車的方法是讓社會充分討論公車改革方案。“只要討論足夠充分,一定能拿出一個公平合理的方案,有效防止公共資源被濫用。關鍵是要充分信任社會,充分討論,而不是少數人關起門來制定方案。這樣才能制定出符合民意,公正公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