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一直是個世界級命題，實現共同富裕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亟待破解的重大課題，倍受老百姓和社會各界關注。重慶市是推進“縮小三個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方面的典型代表，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擅長“沙裏淘金”，到重慶後因為深諳資本運作，被譽為“金融市長”。在黃奇帆的推動下，重慶貫徹城市化、工業化、城鄉統籌一體化的三位一體的戰略，在城鄉一體化，促進共同富裕方面走出了獨特的模式。

    “整體上來説，我們重慶要通過開放來加快我們的發展步伐，做大蛋糕，同時要通過圍繞民生的重大體制機制的改革來分好蛋糕。圍繞著發展的開放，圍繞著分配的改革，使得我們走上一個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最最關鍵的環節。”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

　　“城鄉差距縮小把農村搞好了，社會的貧富差距中60%的差距就解決了。”

　　我們農村的農民最大的問題是收入來源太單一，農民的財産收入只佔他全年收入的3%。農民有三塊地，宅基地、住房，也有承包地，還有林權。因為這三塊地都是集體的，所以農民無權拿這三塊地給銀行做質押，就沒有能力跟銀行融資。大家有時候都在説要解決三農的融資難問題，把它歸結到我們大銀行為小企業、小農戶服務，格子太大無法服務，然後就去想著增加小銀行，但其實如果廣大的農村8億、9億農民沒有任何産權質押物的話，不管你炮製什麼樣的銀行，它都不會産生大規模融通，所以一要把三權確權，第二要把所有權和使用權要有個量化，比如説宅基地是歸農民使用的，這個宅基地如果變成100元錢的話，85元錢是使用權，所有權表達為15元錢，那麼使得我們重慶的銀行可以根據農民的三塊地的使用權予以質押，有了質押物、抵押物，銀行就可以一定的房貸款。所以，我們有把握重慶今年年底農村的農民家庭融資超過100億。

　　銀行給老百姓放款，擔保10萬元，如果賠本了，銀行自己背三分之一，政府擔保是現金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應該由老百姓的物權、抵押的東西來賠。但老百姓那個房子和那塊地他真要賣得時候不一定就賣得掉，那麼這個接盤的人就是集體組織，有一個什麼單位把你這塊地買過來。今年可以有五六個億，那我們郊區有三十個區縣，今年變成了100億了，五年以後就可能有1000億，那麼我們整個重慶的農村農民的宅基地有500萬畝，它實際上價值是可以有幾千億的；然後我們3000多萬畝的耕地，價值也是幾千億；6000多萬畝的林地也是幾千億，所以它事實上是上萬億，上萬億的資産如果抵押個10%就是1千億。事實上，中國老百姓個人借的錢壞賬率比我們的國有民營企業的壞賬率要低，所以其實這一塊搞了以後，大大促進農村農民的致富，這算一招。

　　“你給農民一個戶口有什麼難的，不就是五塊錢一個本本嗎？”

　　中國的農村改革開放的這個二十幾年、三十年，有兩億多農民到沿海打工，到城市裏打工，重慶有800多萬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其中400萬在沿海，400萬在重慶城裏打工。那麼他們過去有個嚴重的問題一直沒解決，就是長年累月在外打工，在當地落不了戶，沒有真正的城市戶籍。而沒有城市戶籍，他打工的工人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比城市戶籍的工人企業支付的要少，是不同等的待遇。他的小孩讀書，學籍沒有辦法解決，學校一不辦學籍，二要叫擇校費，一交一年就幾千塊、上萬塊，是很不公平的。如果你給農民一個戶口有什麼難的，不就是五塊錢一個本本嗎？你這個本本真給他了，那麼你到學校報名的時候，就不收擇校費了。你如果説不給他這個本本，非要用許多許多幾百個制度、政策安排來説你可以讀書，專門給你來造個農民工子弟學校來讀書，你何必呢？

　　重慶市怎麼做的呢？任何農民工只要在重慶城裏有三年以上的工作時間，同時他又自願轉戶，有這兩個條件就無條件的我們幫他轉。轉了以後，他不是光一個本本，一個形式，只要轉了有這個本本了，五個一步到位，就是城市居民的養老、醫療、教育、住房以及工作中的各種選擇、待遇就跟城市居民同等市民待遇。這個我們在去年這一年以來，我們把它全做到了，重慶的400多萬農民工中，三年以上的人有200多萬，我們把他轉了以後，他們可能帶著小孩、帶著夫人或者帶著父母親，這樣的話，200多萬農民工實際會帶進300萬左右，現在到了差不多280多萬了。那麼，我們估計到今年年底，我們還真轉了個300多萬，我們在這個轉的過程中，不和任何其它的條款相關聯。比如説是不是農村的土地要交出來，以土地換社保，以土地換戶籍，完全沒有這個，是他的就由他自己支配。

　　“公租房服務於3種人，一是農民工；二是應屆畢業生；三是困難的本地民。”

　　收入分配裏邊有三件事是關鍵，第一件事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體現出貧富差距收入的不同，主要在住房上，有房子的、沒房子的，可以幾十倍、幾百倍的財産差異，所以就應該對低收入群體進行保障房的供應。重慶在保障房、公租房的分配製度上，我們抓住了低收入群體的三個本質特徵，明確服務於三種人，第一是農民工；第二是新畢業的大學生，不管外地還是重慶本地，你只要在重慶有就業了，你可以來租；第三是重慶本地原住民，他如果是住房困難戶，比如他三口之家住了個40平方米，住得很擁擠，人均13平方米以內，隔壁鄰居都看得見的，所以他無法弄虛作假。這三個本質特徵是住房困難不困難最容易鑒別的。重慶這三種人分配的特點很明確，所以我們已經搖號三次，分了五萬多套。因為這三種人很難冒充，我們機關幹部要冒充農民工很難的，40歲得大學生去冒充20幾歲的也很難的，然後自己家裏有三套房子不去住，硬擠在一個小房子裏裝傻也很難的。所以這個事情我們抓住了這個本質特徵，分配就是比較公道。

　　重慶的公租房對象明確，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重慶這個保障房的建設抓三率，一是開工率，一是竣工率，一個是配套率，我們三率是同步在抓的，如果我只抓開工率，如果100萬平方米的一個公租房樓盤，我可能三棟樓三個塔吊開工也可以的，這也叫開工，開工了可能五年才造好。但你如果20個塔吊同時在開工，你這個100萬平方米，可能兩年就造好了。怎麼考核開工率的貨真價實呢？中央在考核各地保障風的開工率嘛，我們就跟上一個竣工率，也就是説你只要對政府明確表示開工了，那兩年應該結構封頂，應該竣工。你開工了以後，如果一個樓盤孤零零地開工，周圍的水電氣、商店學校、醫院都沒跟上，你就算房子造好了也不能分配的，分配了老百姓也無法生活的。這一點，重慶貨真價實地在推進保障房。

　　“到2015年，將居民的收入佔GDP的比重從43%提高到50%。”

　　如果我們GDP年年在增長，五年或者七年翻了一番，如果大家的收入都沒有增長，那麼老百姓的分配佔GDP的比重就越來越低，那麼最終就會出現政府的稅收很多，企業利潤很多，但是老百姓收入不高，最後整體上社會消費、內需都會出問題。我們希望到2015年增加到50%，聽聽這個數字一般讀下來很簡單，但其實操作是很困難，是很巨大的一件事。因為我們現在8000億的GDP，43%的分配是3400億，到2015年我們平均增長15%，再加上我們五年翻一番，同時還加上通貨膨脹，我們是會變成18000億的，50%就該是9000億，也就是3400億變成是9000億，要增加5600億。

　　具體的説就重慶3000萬人，我們剛才説了要幫農村增加財産性收入，農民1000多萬人，到2015年如果能增加1萬塊錢，所以5600億里首先有1000多億給農民；第二，300萬農民工進了城，一人平均給3萬塊，因為他們的待遇是城市待遇了，那麼也是1000億分掉了。我們還要推動許多的小老闆、個體戶、微型企業，這個一百幾十萬人，一個人五萬、八萬、十萬、十幾萬也會用掉1000億的，那就3000億切掉了。那還剩下了2600億給誰？這就是給現在的黨政機關、公務員，現在的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還有近七八十萬的國有企業中的、工商企業中的人員，還有200萬民營企業和各種商業服務企業的職工，在重慶現在有600萬，逐漸逐漸提高收入，可能到2015年人均增加了幾萬元，這就把5000多億分光了。

　　“我們這同一級別的公務員，這五年基本沒有漲工資。”

　　中央七部委2005年發過通知，所有的公務員工資各個省省長負責制，不能隨意地自己亂改，亂改的話省長就地免職。但是今後五年，我相信隨著經濟發展，肯定會有結構性的變動。這個變動不是為了幾個當官的，中國的公務員有一千幾百萬人，這些人動了，接著還有五千萬事業單位的人、事業單位的工資比照公務員的，比如《教師法》就規定教師的平均收入比照當地公務員。那你公務員不動，教師也都不會動。所以確實還需要有個系統的頂層設計的。

　　“未來5年增加330萬就業崗位，廣泛的就業是縮小貧富差距的一個殺手锏。”

　　就業能讓人脫貧，但是並不見得一定讓人變得很富，我們這幾年推動了一個微型企業的發展。微型企業就是指七到八個人以上到二三十個人左右就業的這種小企業，這種小企業在中國的企業分類原來沒有，我們重慶推了一個微型企業，是我們先推出來的。

    對微型企業來説，關鍵是給資本金，所以重慶政府搞了一個一加三的政策體系，我就是兩條，一條你帶了七八個人，第二，你有十萬元的資本金。你註冊了我們就給你資金，分行業，有的行業三萬，有的行業五萬。但是這個三萬、五萬是無條件給你，我們還讓銀行貸款15萬。這樣就是你有10萬，我給你5萬，就是15萬，銀行再貸款十五萬，這樣就是資本金跟貸款一筆就有了30萬了，再加15萬的免稅額，有了這一加三的政策，許多老百姓就高興了，他會很努力地來推動，所以我們一年時間辦了4萬個，這樣就形成了34萬人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