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26年、修改20余次後，精神衛生立法終於有了實質性突破，草案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精神衛生問題的嚴重性在我國十分突出。”10月24日，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説，據衛生部調查，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居首位，約佔疾病總負擔的20%，有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約1600萬人。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精神障礙患者的救治救助水平偏低。

　　今年6月，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院長栗克清在一次研討會上反映的情況更為嚴峻：全國各類精神疾病患病率為17.5%，但我國目前註冊精神科醫師不到2萬人，每10萬人僅有精神科醫師1.46名，為國際標準的1/4，全國有70%的重性患者沒有得到規範治療。

　　“在河北省，每十萬人僅有一位精神科專業醫師。河北省的數據還是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栗克清説。

　　得不到社會及同行認同尊重致使精神科專業醫師流失嚴重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得不到社會、同行認同尊重，職業高風險，待遇低，致使精神科專業醫師流失嚴重。

　　郭建雄是廣州市腦科醫院主任醫師，1993年，在“南下”大潮的帶動下，本科畢業後，他從長沙來到了這所醫院。這是我國第一間精神病專科醫院，但因為“精神病”出身，當年和他一道進單位的同事報到沒多久，就改去了廣州一家綜合性二甲醫院。

　　“每年至少有兩三個人離開精神科。”郭建雄説，這當中有考上公務員的，有下海經商的，有出國的，還有一種情形比較普遍，為了“逃離”精神科，不少人選擇考神經內科、外科研究生，這讓熱愛這個職業的他感情有點複雜，“可能因為覺得當精神科大夫不是自己的職業追求吧”，他用這樣的解釋安慰自己。

　　與引進後流失並存的，是引進的不易。

　　據教育部提供的資料，目前設置本科精神醫學專業的普通高等學校只有四所，年招生300余人，在校生1000余人，這樣的培養規模是無法滿足實際需要的，因此精神科醫生多來自臨床醫學專業。

　　“精神科每年都要招人。”郭建雄説，有些科室想進的人排長隊，因為選擇餘地大，早已將門檻提高到碩士甚至博士。但精神科的腰桿一直“硬”不起來。佐證是作為三甲醫院，今年精神科才要求應聘者以碩士為主，如果完成了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取得醫師執照的，本科生也行。即便如此，相比其他科，精神科想招到好的醫生要困難得多。

　　今年普通精神科招聘1名醫生的信息發佈後，投簡歷的有20多人。由於人難招，科室為了給考生創造盡可能多的機會，採取先面試後筆試的形式，結果面試只來了5個人。醫院相中了一人，卻被婉拒，對方告知説想去某家綜合醫院。在郭建雄記憶中，這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精神科醫師總體學歷層次不高，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在省級專科醫院佔85%，在地市級醫院佔25%。”今年9月，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王文榮到雲南的調研結果進一步驗證了郭建雄的説法。雲南一個州醫院的精神病科有7名醫生，但只有1人是精神科執業醫師；還有一個州的精神病醫院今年要招錄3名醫生，按規定應該按3：1錄取，也就是説起碼需要有9個人報名，但是結果只有2個人報名，而且還都是非精神醫學畢業的。

　　對大部分精神科大夫來説，“您是哪個科的大夫？”是一個尷尬的問題。如果照實説，對方會拿自己的職業打趣身邊的人，“你以後看病就找他好了。”很多時候，只好説是腦科醫院醫生、內科醫生來擺脫困擾。這樣一份還未得到社會、同行充分認可、尊重的職業，只能成為就業的備選砝碼似乎理所當然。

　　職業高風險成為阻礙醫學生進入的“心理門檻”

　　郭建雄的胸口至今仍有一道淺淺的疤痕。1997年，一名精神病患者病情發作，情緒亢奮地手持大刀在賓館大廳恐嚇人。郭建雄在現場和病人喊話現場治療，在公安試圖對病人約束時，病人刺中了他的胸口，“幸虧有胸骨擋著，偏一點就刺到心臟了。”雖然受了大驚嚇，但傷情還算比較輕，皮膚只縫了兩針。

　　對於精神科大夫來説，類似的例子並不鮮見。郭建雄説，據他所知，有一次一個病人病情發作，拿鐵棍打過來，刺穿了醫護人員的顱骨。

　　收入待遇低引發吸引、留住人才難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唐天標在分組審議《精神衛生法》草案時，談到了精神病專科醫院的經費保障問題。精神病專科醫院收治的是精神病人，患者家庭一般比較困難，其中一些流浪患者住院交不起錢，住院費收不上來的現象比較普遍。此外，這些醫院沒有綜合醫院那些檢查檢驗和治療的高檔醫療設備，醫院收入相對低，運轉比較困難，且醫護人員的人均年收入通常要比綜合醫院低三分之一。

　　郭建雄説，即使在綜合醫院，精神科醫生的待遇也要比大部分科室低。

　　“政府、社會對精神衛生方面投入不足。”栗克清説，在科研調查中，河北省有46%的精神衛生機構僅處於可生存狀態，想獲取利潤可能就會導致“過度治療”和“被精神病”。

　　以2008年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為例，腫瘤學項目達215項，而精神病學僅有28項。在衛生部公佈的2009年國家級繼續醫學教育項目中，腫瘤臨床科研相關的項目超過300項，而精神病臨床科研相關的僅有60余項。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范肖冬博士告訴記者，2009年的調查顯示，我國職業人群中超過50％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鬱症狀；2011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最新調查發現近四成城市老年人存在抑鬱情緒問題。

　　“就診率低、治療率低、依從性低是精神疾病治療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范肖冬建議患者如果有心理健康或精神疾病問題，應主動到心理專科醫院或者綜合醫院的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就醫，以免延誤病情。

　　《精神衛生法》草案第三章第二十四條也明確指出，“醫療機構接到依照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送診的疑似精神障礙患者，應當將其留院，立即指派2名以上精神科執業醫師進行診斷”。但北京市陳志華律師事務所主任陳志華擔心，目前供需矛盾也有可能影響到法律的實施，因為絕大部分的醫療機構很難滿足2名以上的數量規定。

　　栗克清認為，這已不僅僅是一部法律的問題，政府的領導實施和必要的財政投入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在分組審議中，多名參會人員對此提出建議，包括加大對精神醫學專門人才的培養力度；提高精神病院醫護人員的地位，給予特殊崗位津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