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5日，經孫中山批准，中國銀行在上海漢口路3號（現50號）大樓宣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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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6日的上海《申報》關於中國銀行1912年2月5日成立並正式營業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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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1912年第一次發行的兌換券（5元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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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偉大的革命能否成功，與有沒有金融的支持關係十分密切。恩格斯在馬克思的名著《法蘭西內戰》導言裏指出，巴黎公社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沒有控制法蘭西銀行，“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和豐富的革命經驗，充分認識到金融對於革命發展和新生政權的極端重要性。辛亥革命爆發後，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孫中山先生立即批准將清政府的國家銀行——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作為新政府的中央銀行。以中國銀行為代表的民族金融業則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革命之中，為推動革命發展和鞏固新生政權作出了重要貢獻。

　　辛亥革命的爆發和新生政權的鞏固迫切需要金融的支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在此後短短幾十天內，革命黨人迅速佔領了南方半壁江山。革命的推進急需資金的支持。10月31日，孫中山致電美國人鹹馬裏時説道：“如得財力支持，我絕對能控制局勢……因此貸款是必要的。” 12月23日，孫中山在會見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裁西蒙時首先提到借款問題：“閣下能否立即或在最短時間內，貸款予革命臨時政府？”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財政問題更加凸顯。根據實業家張謇估計，臨時政府每年開支至少須有1.2億兩白銀。而當時脫離清政府統治的各省地方政權林立，為了保證自身開支，各地都緊緊抓住本地稅源，臨時政府對此毫無辦法。與此同時，西方列強牢牢控制住海關收入，並阻撓臨時政府從西方資本家那裏獲得貸款。

　　面對嚴峻的財政形勢，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充分意識到，要鞏固新生政權，就必鬚髮揮金融的作用，在臨時政府沒有穩定財源的情況下，需要採取救急的辦法，發行軍鈔、募集公債。這已成為鞏固新生政權的迫切需要。

　　中國銀行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辛亥革命偉業中

　　辛亥革命之前，中國近代民族金融業在強大的外資銀行勢力下艱難萌芽，陸續成立了20家本國銀行。其中，清政府的國家銀行——大清銀行是最大的銀行機構，設有分行21家，分號35處，基本覆蓋了全國主要城市。武昌起義後，大清銀行除上海分行外其餘分支機構紛紛停業。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為支持革命，將廣肇會館所存的規元50萬兩轉交孫中山，解了革命黨人的燃眉之急，為臨時政府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1912年1月初，大清銀行商股聯合會上書孫中山，建議“就原有之大清銀行改定名稱，重新組織，作為政府的中央銀行”。孫中山立即予以批准，並要求“先行開辦，剋期成立”。1912年2月5日，距離中華民國成立僅1個來月，中國銀行就在上海原大清銀行的舊址上正式成立，立即承擔起了鞏固新生政權、服務經濟民生的歷史重任。

　　一是收兌軍票。南京臨時政府在中國銀行成立當日即發佈公告，決定發行南京軍用鈔票，並明確本鈔票自發行之日起，經3個月後可持票到中國銀行兌換通用銀圓。臨時政府共發行了500萬元軍用鈔票，到1912年10月，中國銀行基本收兌完畢。1913年8月1日，中國銀行在《申報》發佈消息：“民國元年南京政府發行軍用鈔票五百萬元，由上海中國銀行陸續代為收回，已達四百九十九萬九千八百三十九元，其尚未收回之一百六十一元，統限至陽曆本年九月底止一律兌現。”軍票如期收兌，不僅在資金上給予新政府以巨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樹立了新政府的信用，有力地穩定了軍心和民心。

　　二是發行貨幣。中國銀行成立後，為滿足市場流通的需要，立即將大清銀行向美國訂印但尚未簽字的1元、5元、10元三種鈔券，加印“中國銀行兌換券”和“中華民國元年”字樣，加上圖章、簽字和地名後發行。同時委託美國鈔票公司印製有“中國銀行”字樣的新鈔。新鈔發行後，財政部、外交部立即“通咨京外各機關……京津滬寧之匯兌，公私機關之劃撥，不必事事仰賴外國銀行矣！”據美國鈔票公司記錄，1912、1913兩年中國銀行共印製各種票面兌換券4450萬張，面值22170萬元，陸續投入市場，全面替代了原大清銀行兌換券的地位，對恢復和穩定金融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代收稅款。中國銀行成立後，新政府即通告上海海關稅務司將稅款改歸中國銀行經收。後來中國銀行又與總稅務司商定，凡海關所在地有中國銀行的，均由中國銀行代收關稅。到1915年，中國銀行共接收各地關稅21處、鹽稅39處、各省金庫15家，經收稅款1.3億元，佔當時全國稅收50%以上。

　　四是代銷公債。1912年1月8日，南京臨時政府經臨時參議院議決並經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批准，發行軍需公債1億元。1月31日，尚在籌備中的中國銀行即在上海各報紙刊登廣告，經理出售。此後在歷次公債發行中，中國銀行均是主要的經募人。

　　五是服務民生。中國銀行在履行中央銀行職能的同時，積極開辦存、貸、匯等商業銀行業務，服務社會民眾，支持經濟發展。當時上海的外國銀行和錢莊只對銀兩存款計息，居民手中的銀元無法生息。中國銀行則將銀元存款視同銀兩，照給利息。對於存戶以銀兩換銀元或以銀元換銀兩的，中國銀行一律不收手續費，匯款時也減收匯費。中國銀行的服務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各項業務快速發展，1912年存款總額達到22544萬兩，貸款總額達到26384萬兩。1913—1915年存、貸款業務更是逐年倍增，充分發揮了融通社會資金、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

　　可以説，以中國銀行為代表的民族金融業，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新生政權的鞏固作出了突出貢獻，在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歷史性時刻發揮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民族金融業發展的新征程

　　辛亥革命後，民族資本主義得到快速發展，為金融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據統計，1912—1916年，政府頒布的有關發展實業的條例、法規等達86項，內容包括礦政、農林、工商、漁業等各個方面。這些條例、法規雖不完備，但在相當程度上解除了清政府統治時期的束縛，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1912—1921年，每年註冊企業約80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一倍。1912—1918年6年之中投資總額達到1.43億元，比甲午戰爭後到辛亥革命之間的16年投資總額還多3000多萬元。民族工業的繁榮，推動了民族金融業的快速發展。1912年，全國新成立銀行14家，1913年又成立11家，1915—1921年7年間，新設立銀行達124家，到1925年銀行資本達16914萬元，比1912年增長5.23倍。

　　辛亥革命不僅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也進一步開啟了中國社會“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的思想意識，形成新一輪“開眼看世界”的大潮。中國民族金融業在這股大潮中加快“走出去”，積極學習借鑒國際先進同業經驗，推動了自身的革新與發展。中國銀行作為這一時期銀行業的代表，1917年設立香港支行，1929年設立倫敦經理處，後來還陸續設立大阪分行、新加坡分行、紐約經理處等海外機構，並與世界各地上百家銀行建立了代理行關係。與此同時，中國銀行按照近代化銀行的要求，完善組織架構，改革管理制度，加強人才培養，為民族金融業的革新提供了範例。

　　可以説，辛亥革命不僅開啟了政治上一個新的時代，也開啟了民族金融業發展的新征程。正是從辛亥革命開始，中國的民族金融業自覺地融入到國際金融業的發展潮流之中，進一步加快了近代化的進程，為實現中國金融業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作為在辛亥革命中誕生的中國銀行，至今已持續經營百年。百年來，中國銀行見證並參與了中華民族在苦難中崛起並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自覺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絡在一起，發展成為一家跨國經營的多功能大型銀行集團，成為中國近現代金融史的一個縮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銀行將進一步弘揚辛亥革命精神，深入學習貫徹胡錦濤同志在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精神，努力作出無愧於我們偉大民族的貢獻。

　　（作者為中國銀行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