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來自民間資本之都溫州的借貸危機正在不斷發酵。

　　9月初，溫州“眼鏡大王”胡福林被爆因高利貸導致資金鏈斷裂而出逃美國，胡福林“跑路”時身背20多億元的債務，其中8億為銀行貸款，其餘12億則為民間高利貸。此事在溫州引發了連環危機，並由此揭開了溫州高利貸暗幕的一角。據報道，溫州今年至少已有十幾起涉及高利貸失蹤案，有90多個老闆負債出走。一時間，從普通家庭到企業，從擔保公司到銀行，都有些人心惶惶。

　　國慶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率央行行長、銀監會主席等到溫州調研金融和經濟危機問題，這是溫總理繼723甬溫動車事故後再次來到溫州。由此可見溫州高利貸危機事態之嚴重。

　　事實上，溫州的民間借貸已經紅火多年。央行發佈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已約1100億元，相當比例家庭個人和企業都參與其中，借貸利率也處於階段性高位，年綜合利率水平為24.4%。

　　作為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溫州擁有大量迫切需要資金支持發展的中小企業，相對於“僧多粥少”的銀行貸款，民間借貸可以為這些中小企業救急“輸血”。這樣的傳統也風行于一批在北京的溫州商人。筆者親眼見證了一個在北京開低壓電器廠的溫州朋友，通過每年回鄉向親戚朋友借貸，慢慢將企業越做越大，經濟實力已今非昔比。此前，阿裏巴巴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在調研浙江寧波、溫州、台州、金華、嘉興、湖州、紹興近百家小企業後發佈《小企業經營與融資困境調研報告》，指出小企業以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等傳統金融機構作為主要融資渠道的僅佔21%，通過親友及民間借貸的份額達50%。

　　為什麼多年來還算相安無事的溫州民間借貸如今卻危情重重？經濟環境自然首當其衝。近年來，原材料與用工成本上漲導致中小企業利潤下滑，再加上外貿訂單減少，大部分中小企業舉步維艱。而溫州企業老闆們自身過度投資投機也令其終於作繭自縛。多年前，本報曾關注溫州民企中沒有上市企業的現象，結果發現，溫州民企普遍靠實業積累資本，穩紮穩打地實現內生性增長。而如今，在暴利的驅使下，相當一部分溫州老闆已無心實業，在高收益的誘惑下，不惜靠借高利貸大玩炒房炒資源的危險資本遊戲。而溫州民間借貸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旦市場突變，一家企業資金鏈斷裂，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産生可怕的連鎖反應。

　　令人擔憂的是，瘋狂借貸不僅僅在溫州上演，浙江其他地區以及江蘇、內蒙古等地也成為高利貸灰色金融危機多發地帶。據悉，今年1-9月，浙江共發生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內蒙古鄂爾多斯的民間借貸更是堪稱瘋狂，規模據稱有2000億元以上，且最高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曾有報道稱北京白領甚至也難抵高利的誘惑而加入返鄉放貸大軍。

　　有專家指出，高利貸的流行，既是金融體系改革不到位的結果，也反映了貨幣政策緊縮的影響。只有降低銀行業進入壁壘、打破國有壟斷，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消除負的實際利率，才能真正對高利貸起到釜底抽薪之效。也有專家呼籲，讓目前處於非管制狀態的民間借貸浮出水平，為其鬆綁，並加強監管。

　　為拯救亂局，溫州已經多方行動，政府出面重組、動員銀行注資，同時嚴打暴力討債。在地方和中央的積極行動之下，這場借貸危機未必如一些人所擔憂的引發經濟地震、醞釀中國式信貸危機那樣嚴重，但這無疑發出了一個危險信號，如果監管繼續缺失，任由過度投機和無序借貸氾濫，民間借貸這盤棋最終將走向窮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