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太多害了中國學術_新聞臺

　　儘管圍繞青蒿素的發明爭議甚囂塵上，但屠呦呦的重要貢獻依然為各方所接受。

　　無博士學位、也無海外留學背景、頭頂上更無院士桂冠，這個被很多人戲稱為“三無人員”的老太太因為國際同行的一朝認可——摘取了號稱有諾貝爾獎風向標一説的國際大獎“拉斯克獎”，40年前的成果頓時復活，寂寂無聞的她乍然顯赫一時。

　　著名神經科學家、葛蘭素史克研發部生物副總裁魯白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屠呦呦等榮獲“拉斯克獎”，促使我們反思中國科研評價體制的問題，這一“墻裏開花墻外香”現象對此有著多重拷問。

　　在剛剛結束的中國科協年會上，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也直言，青蒿素的發明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表彰和獎勵，其中折射出的不少問題值得深思。

中國科學開始被世界承認，但科學家很少被承認

　　“他們完全有資格進入到院士的行列。”電話那頭，魯白對此不假思索：“而且很早就應該進了。”但是包括袁隆平在內的一批科學家的經歷最終令人遺憾。

　　這樣的遺憾還在於，被世界公認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界卻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認可。有網友在互聯網上查詢發現：關於青蒿素抗瘧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從未獲得過一個一等獎。

　　而在魯白看來，這位年邁的科學家在近30年前取得的成果是在中國本土做出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原創性工作，“堪稱中國近代新藥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斯坦福大學教授、拉斯克獎評審委員會成員露西夏皮羅，在講述青蒿素發現意義時也給出如是評述：“在人類的藥物史上，我們如此慶祝一項能緩解數億人疼痛和壓力、並挽救上百個國家數百萬人生命的發現的機會並不常有。”

　　9月中旬，全球最大的制藥集團之一——葛蘭素史克（GSK）中國研發中心將其設立的生命科學傑出成就獎頒給了因青蒿素而聞名天下的屠呦呦和熱衷於砒霜研究的張亭棟，以表彰他們對生命科學及其應用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在中國本土做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原創性工作更為不易，更應受到鼓勵和支持”，魯白認為，今天中國科學的一個現狀是，中國科學開始被世界承認，但中國科學家卻很少被國際科學界承認。

　　“我們希望借助於GSK這個國際品牌，幫助中國科學家走上國際主流學術舞臺，也讓全世界看到中國科學家對生命科學及相關技術發展的突出貢獻。”魯白對此充滿期許。

學術成就帶來的利益超過學術本身

　　對國內科學界的關注中，魯白觀察到一些讓人擔憂的現象。

　　近年來，在一些國際著名的科學雜誌上，有越來越多的來自國內科學界的論文，這説明中國科學在進步。但也不難看到有些作者不惜一切代價來迎合評審者提出的要求，以至文章中會出現一些不合理或與主體無太大關係的段落或圖片。更有些作者編造篡改數據，弄虛作假，以求評審過關。少數甚至被揭露出來，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科學家的形象。

　　魯白感嘆，這一切，正是一些科學家為了追求論文的影響因子的結果，“你要什麼數據我就給什麼數據，做科學哪能這樣啊！”

　　“科學研究成了簡單的數數，數有多少《科學》、《自然》的文章，數論文的影響因子是多少，這樣的文化太過急功近利”。魯白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少人追求的不是科學論文，而是論文所帶來的利益。”

　　“科學是一項崇高的事業，既可以滿足個人的好奇心和對發現的興趣，也能對社會做出貢獻，給人民帶來福祉。”但魯白髮現，現在國內是越來越多地將科學發現與金錢、地位、利益挂鉤。

　　國內外的對比如此強烈：“當上院士，就會有大房子，有車，享受很多特殊待遇，還常常有官銜相隨，院士常常會坐到大會主席臺上；而在國外，院士該排隊的還是要排隊，學術會議上根本就沒有主席臺一説，聽人宣講時，無論多大牌的科學家都是規規矩矩坐在台下。即使得了諾貝爾獎，也不見得有這樣的待遇。”

　　與國內科學家的接觸中，魯白逐漸在熟悉一種“新思維”：往往聊上幾句，對方馬上就會脫口而出這篇文章的影響因子是幾點幾分，與之挂鉤的正是不少單位發表論文有多高的影響因子就能夠帶來多大的獎項和利益；而在一些世界著名的學府，大家關心的是做出了哪些重要的發現，沒有人專門去數數有多少位院士，這些也同樣為這種“新思維”所津津樂道。

　　魯白分析，其背後正是很多科學家關心學術成就帶來的利益超越了學術本身，“這樣的人評院士，爭取的未必是學術的認同，而是背後的房子、車子、位子。他們根本沒想過國家和民族的需要，或者一項科學發現是不是非常有趣。”

　　一個最可怕的結果就是，科學家如果只想出文章，為了保證“成果”不斷出現，就不會探尋科學的本源——去冒險、去走別人沒走過的路。

　　師從過諾貝爾獎得主，和不少國際科學大師共事過，魯白從他們身上總結了一點，“追求新奇是科學家的一個基本特質”。

　　魯白就此開出“藥方”：“學術成就應該與利益分開，讓科學家把學術認可本身當成最大的獎勵。”

有些研究投錢太多反而害了科學家

　　當年屠呦呦、張亭棟是在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科研投入越來越多，卻鮮有世界性的成果，如何反思這一現象？

　　魯白認為，投錢多、實驗室大不一定是好事，“有些工作需要花很多錢，但有些研究項目投錢太多，反而害了科學家。”

　　事實上，不少科學家也曾反映，反而是在手頭緊張時能夠全身心放在研究的突破上；而手中一旦拿到一大筆錢，就得想很多題目來做，分散了精力；同時，如何分錢、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做到公平、不得罪人也成了始終懸著的心病。

　　讓魯白難以想象的是，近年來國內一些實驗室日益龐大，“不少實驗室超過了20多人，很多是沒有什麼經驗的學生。即使是一個很有經驗的科學領導者，也很難指導這麼多人。最終實驗室的科研人員成了流水線上的員工，沒有創造性思維可言。”

　　魯白介紹，一些世界頂尖的研究所會有規定，一個助理教授只能帶3個人，一個正教授也規定一般不超過6個人，“這就是鼓勵大家去把自己最好的東西做出來，而不是橫跨很多領域”。

　　在魯白自己的實驗室，一般都是保持5個人的規模，最多時也只有10個人，而且大多數人已有一定經驗，並形成了梯隊。

　　魯白就此呼籲，對於科學研究的評價，應該回歸到一個常識，“不是做的東西多就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