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在演講中。記者顧展旭攝

厲以寧接受採訪。記者顧展旭攝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昨在廣州政協大講堂演講

　　今年的物價還會繼續上漲嗎？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是怎樣造成的，有何良策？城鄉收入差距是怎樣産生的，應該怎樣對症下藥？怎樣解決就業壓力？

　　昨日，在廣州政協大講堂上，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對中國當前經濟運行態勢和熱點問題作了深入淺出的剖析，並預測如果不發生意外情況，今年物價會穩中有降，預計通脹率全年保持在5%上下。

　　文/記者李棟、丁虞 通訊員 李志潔

　　把民間資本動員起來，參與城市化建設。

　　“機遇就在中國，有無窮無盡投資機會在那裏，可以保證中國經濟持久穩定的增長。城鎮化正在進行，這是給未來中國提供最大投資機會的地方。”厲以寧認為，這是全世界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發展優勢。

　　但是，錢從哪來呢？“土地財政走到盡頭，沒有那麼多地可賣了。最好的辦法，把民間資本動員起來，參與城市化建設”。要調動民間的積極性，厲以寧認為，投資的主體應該是市場引導，而不是行政單位主管，這會降低民間的積極性。

　　演講的最後，厲以寧總結説用“中國道路”概括中國的發展方式會更好，“用中國模式不如用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可能帶一種固定化，但是用中國道路，中國是怎麼走過來的，包括我們自己的經驗，自己的教訓，這樣讓世界了解可能更容易”。

　　物價穩中有降，通脹率5%左右。

　　通貨膨脹的類型主要有三種：需求拉動型、國際輸入型、成本推進型。“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是什麼性質呢？2008年以後，三種都有，中國的通貨膨脹是綜合性的。”

　　厲以寧詳細分析了中國目前遇到的通貨膨脹問題，他説與上世紀90年代我國發生的通貨膨脹不同，各種生産成本的上升成為這一次通脹發生新的推動因素。

　　“成本推進是第一次遇到，”厲以寧説，首先是用工成本上升。“新生代農民工三分之二有高中學歷，不像以前的農民工很多就是小學畢業，甚至文盲。”厲以寧説，還有一個現象，新生代農民工會考慮成本收益分析，包括心理成本，比如夫妻長期分居，或者子女獨自留在家中成為留守兒童，所以北京有經濟學家預言，中國將進入一個保姆缺乏的時代。

　　“其次是房地産價格上升”，它是需求拉動了通貨膨脹的結果，也是成本推進通貨膨脹的原因，因為房地産價格上升，租金也就上升，生活費也上升了。“還有融資成本的上升”，厲以寧説，為了應付通脹，採取緊縮政策，民間借貸成本提高了3到5個百分點。

　　但是，厲以寧認為“人口紅利時代結束”的説法為時過早，“對中國而言，低素質的勞動力時代已經結束，但技工時代剛剛開始”。

　　在未來，我國應該如何應對通貨膨脹問題呢？厲以寧以豬肉漲價為例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這個時候鼓勵養豬，但是它沒有這麼快啊。你剛一説政府鼓勵養豬了，豬肉就上市了？不會的。懷孕要好幾個月吧，小豬養成肉豬要好幾個月吧，大半年時間過去，你豬肉一下就能起來？”要解決這一問題，他認為必須要逐步建立規範、健全的國家儲備制度和商業儲備系統，另外要打擊人為的炒買炒賣現象。

　　對於今年國內的物價形勢，他認為只要不出現大的意外，國家的相關政策會逐步發揮效力，到年底前，物價應該是穩中有降，全年通脹率應該維持在5%左右。

　　一定要“民”富，這才是真的富。

　　隨著我國的經濟不斷增長，就業壓力卻越來越大，厲以寧認為，這是因為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的變化率，它的週期是不一樣的，“經濟滑坡在前，就業滑坡在後，經濟回升在前，就業回升在後。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有名的奧肯定律。”

　　“專靠經濟增長率，不能解決就業問題，解決就業靠什麼呢？靠民營企業。新增勞動力，70%是民營企業提供的”。厲以寧認為，工業的發展，這是國富，要老百姓富，一定要“民”富，這才是真的富。

　　那麼怎樣幫助民營經濟發展？“減稅啊。只要減稅，我國1000萬中小企業，3000萬個體戶，每個中小企業增加幾個人，就是好幾千萬人，每個個體老闆找一兩個親戚幫忙，解決了幾千萬人的就業。就業增加了，生意好了，國家的稅收又回來了。減稅是今天的效應，明後天稅收就增加了。

　　1840年中國GDP總量就比英國大很多。

　　今年我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厲以寧以歷史事實和教訓提醒我們，“GDP的總量重要，但是GDP的結構更重要。”回顧歷史，厲以寧説，“1840年，中國的GDP總量比英國大了很多，但是中國當時的GDP結構主要是農産品、手工藝品，而英國主要是鋼鐵産業，機器設備的製造。”除了GDP的結構重要以外，人力資源結構也非常重要，“中國人口總量在鴉片戰爭時比英國高很多，但是人力資本結構遠遠不如英國，英國産業革命後，小學普及了，中學大量建立了，興辦了很多的大學，培養出大量的科學家、技術人員、金融家。而當時中國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婦女絕大多數是文盲，讀書人有幾個懂科學技術，懂經濟管理？就説當前和日本比，我們的人口資本結構也不如日本，日本大學生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國大，日本熟練技工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國大得多”。因此，厲以寧強調説，“十二五期間，我們最重要的就是結構調整”。

　　自主創新也是未來經濟發展轉型的重要支撐點。厲以寧認為，國有企業有著資金量大、資源廣泛的優勢，而民營企業更加靈活，因此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要聯合起來，最重要的是，“創新就要敢於失敗，要承擔失敗”。

　　必須要讓農民擁有（房屋）産權。

　　“農村的人帶著老婆孩子，去城裏打工，出去一走，把房子鎖上，變老鼠窩了。他沒有錢啊，進城以後，房子越來越貴，租也租不到，就鑽地下室。北京一個房子的地下室，也沒多大，住了16戶人家，用紙箱隔成16間，所以北京有個詞啊，叫鼠族，變老鼠了。這就是‘兩個老鼠’的故事”。厲以寧以“兩個老鼠”的故事開始了對城鄉收入差距原因的分析。

　　厲以寧説，“城裏居民土地是國有的，但祖傳的房子有房産證，可以轉讓，可以抵押，而農民的意見卻很大，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産證，不能轉讓，不能抵押，連出租都困難。”

　　房産産權上體現的不公平只是城鄉差距成因中的一部分。厲以寧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認為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在三個“資本”上存在差距，首先是物質資本差距，農村居民因為沒有産權而不能將祖傳房屋進行抵押即是一例；其次是人力資本差距，農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還有社會資本差距，農村居民的人際關係網絡較小，不能對他們的工作和發展提供有效幫助。

　　厲以寧認為，由於這三種資本上的城鄉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出現了一系列的不平等，首先是教育資源配置不平等，導致了就業不平等，從而造成收入不平等，進而形成生活的不平等，最後體現在下一代不平等，並由此開始一個週而复始的循環。

　　全面不平等的後果是造成了社會階層的固定化和職業的世襲化，工資、福利、提升機會和人力資本提升較好的“好職業”被城裏人大量佔據，農村人只能進入這四方面較差的“壞職業”中謀求工作。

　　“對策何在？”厲以寧説，“首先，必須要讓農民擁有産權。房子、宅基地可以抵押，這樣他就可以有第一桶金了；其次，教育資源的分配要均等，一定要分配教育資源；然後，讓農民增加社會資源，這是靠自己闖出來的，鼓勵他們去闖，讓他們到市場拼搏，告訴他們重信用，慢慢他們就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