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開學，特崗教師張俊彩心裏忐忑不安，她不確定，這個學期她的班上會不會有學生不再來上課。就在今年，學校5年級的一個班，就有10個學生輟學，無論老師們怎麼勸説，家長和孩子都不願回學校。

　　張俊彩所在的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天鮮鄉發白村完小，有453名學生，其中73名學生來自周圍被撤並的5個校點。為了來發白村完小讀書，這些孩子最遠的要走6個小時，最近的也要走1個多小時。每當週末看著學生們用塑料袋提著書本走在回家的路上，崇山峻嶺中那小小的、孤獨的身影，總讓她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日前，記者在雲南部分地區農村中小學採訪時發現，由於農村中小學佈局調整步伐太快、一些工作不配套，增加了農村家庭的負擔，造成了新的“上學難”，因上學路途遙遠，加之對孩子讀書後的前途不可預知，農村出現了新的輟學現象。農村孩子並沒有因集中辦學而變“上學”為“上好學”。

　　學校每天只能為住宿生提供兩頓飯

　　今年夏天，記者與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富寧縣的團委副書記周鑫前往歸朝鎮龍門小學，給學校的孩子送雞蛋。這些雞蛋是雲南青基會用募集的善款為龍門小學的山瑤孩子購買的。

　　山瑤是富寧縣瑤族的一個支系，又稱“過山瑤”。由於受惡劣自然條件限制，山瑤這一群體至今仍處於整體絕對貧困狀態。那裏的孩子，一天也吃不上一個雞蛋。而雲南農村中小學撤點並校，進一步加劇了山瑤孩子吃飯難、營養缺乏的問題。

　　龍門小學教導主任張玉龍告訴記者，學校239名學生來自周圍23個自然村，其中住校生160人。每個學生每月有75元的生活補助費。龍門是個缺水的村，學校每週要出去拉3次水，一車水15噸要150元；此外，食堂的柴火也要買，一車600元至700元，只能用1個月。如此一來，學校只能為學生提供午餐和晚餐。即使這樣，午餐也只能吃一個菜一個湯，晚餐則只有一個菜，一週吃兩三次肉。張玉龍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要給學生煮早餐，4個學生吃一把面，160個住校生就要40把面，以每把3元計算，每天僅早餐就要120元，這是學校無論如何都負擔不起的。

　　在文山州丘北縣舍得鄉礓嚓村完小，校長趙文一籌莫展已經很長時間了。周圍6個村的一師一校撤並後，礓嚓村完小147名學生中住校生增加到了113人，每人每學期交兩垛柴，在學校每天吃兩頓飯。然而，去年開始，由於沒有幼兒園，一些家長紛紛將五六歲的孩子送到學校，22個學前班的孩子不僅和一年級的學生擠在一間教室，還要分食113名學生的生活補助費。學校雇不起炊事員，老師們輪流做飯，紅豆、粉絲、洋芋、幹菜，即使一頓只吃一個菜，老師們也只能選最便宜的。

　　“和爸爸媽媽在一起吃晚飯”是孩子們最大的願望

　　除了100多名孩子每天的兩頓飯，令校長趙文擔憂的，還有他們每週上學、回家途中的安全。“很多學生家離學校太遠，一走就是四五個小時，存在很多安全隱患。”

　　由於路途遙遠，一些家長不得不每週接送孩子，甚至住在學校，負擔陡然增加。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茈碧鎮碧雲完小是一所集周邊8個自然村白族、彝族孩子就讀的中心完小。目前，全校23個住校學生住在兩間不大的土坯房裏，最小的只有6歲。每週兩名學生家長到學校輪流照顧這些幼小的孩子。

　　富寧縣龍門小學因學生宿舍只夠50名女生住，其餘90多名男生只能租住在周邊農戶的家中；礓嚓村完小100多個學生睡在100多平方米的宿舍裏，全是地鋪。今年中心學校給完小送來13張1米寬的小床，校長決定，“一張床睡五六個學生，不能總讓他們睡地鋪，潮濕，會生病。”

　　“撤點並校加大了學校的管理難度。”趙文説，因住宿學生增加，教職員工承擔了大量本該由家長承擔的養育教育任務，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同時，年齡太小的孩子住校學習，生活也難以自理。

　　此外，由於長期寄宿，家長和孩子所付出的情感代價也不可低估。

　　張俊彩曾經讓學生寫下他們“最大的願望”，結果許多孩子的回答完全一樣：“和爸爸媽媽在一起吃晚飯。”

　　“在所有的教育裏，最可貴的應該是親情教育。”張俊彩説，但現實的情況卻讓這最可貴的教育缺失了。

　　這種現象已經引起了一些人士的關注。在今年政協雲南省十屆四次會議上，雲南省政協委員、雲南省委副秘書長錢恒義就指出，雲南中小學區域佈局調整工作推進中，一些地區調整步伐太快，寄宿制學生劇增，寄宿生生活補助覆蓋面不足、資助標準低，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加重；學生的吃、住、衛生和安全保障考慮不週，存在疏漏；大量低年級寄宿生生活自理能力弱，家庭親情教育缺失，給學校管理帶來新的問題。

　　一個沒有學校的社區，房子蓋得再好也留不住人

　　創辦于1944年的維西縣一中，是迪慶藏族自治州建校最早的完中，也是維西縣唯一一所完中。然而，2010年，根據“州辦高中，縣辦初中，鄉(鎮)辦小學，村辦學前教育”的要求，維西一中高初中完全分離，高中州管州辦，高中學生全部轉移到州直高中就讀。

　　“一個20萬人口、全國唯一的傈僳族自治縣，竟然沒有高中，實在讓人匪夷所思。”維西縣一位文化工作者痛心地説，高中階段，正是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時候，而此時的高中生卻要遠離家鄉、到幾百公里以外的異地求學，逐漸疏離本土文化。縣域本是最全面、最核心、文化底蘊最深厚的基層單位，沒有了高中的縣就等於沒有了文化傳承的根基。

　　雲南省政協委員、雲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與管理學院課程與教學系主任孫亞玲教授在調研中也發現，撤點並校造成農村文化品位降低，使農村更加缺少文化氛圍。”一所學校就是一個社區的文化標桿，一個沒有學校的社區，房子蓋得再好也留不住人。”她説：“學校的衰落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有能力者被迫遷徙，無力遷徙者被迫留守，這樣的社區必將更加落後，人的素質也難以提高。”

　　在不久前教育部召開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座談會上，雲南省教育廳副廳長王建穎説：“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孩子過早地集中到縣、鄉學校就讀，除了缺乏父母必要的親情關懷，影響身心健康成長外，更不利於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的傳承、發揚。”

　　文化難以傳承，孩子的精神食糧就更加缺乏。

　　在洱源縣碧雲中心完小，記者看到，學校圖書館的7個書架竟是紙板做的，書放上去就稀裏嘩啦搖擺。校長張龍躍不好意思地説：“這都是學校自製的。”

　　記者走訪的大多數鄉鎮中學、完小，10多年來沒有買過一本新書，一些學校把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課本、教輔材料算上，學校藏書也不超過3000冊。老師在備課中遇到難題想要翻翻書，查找一些資料都沒有。有的孩子在整個小學階段所看過的課外書只有《優秀作文》和《故事會》。

　　2007年以來，紅雲紅河集團出資，為全國29個省(區、市)的500所農村中小學建立了“紅雲圖書室”，每年贈送圖書300冊。這些精挑細選的書籍，大大提高了學校藏書的質量和數量，成為了眾多學校最珍貴的藏品。5年來，“紅雲圖書室”培養了不少學生的閱讀興趣，提高了寫作能力。有學生告訴記者，他們最怕命題作文出關於城市的題目，因為城市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紅雲圖書室’的這批圖書讓學生們有了了解城市的窗口，否則，他們怎麼和城裏的孩子競爭？”教師和金武説。

　　現有的教師素質和數量滿足不了佈局調整的需要

　　當州辦高中的消息傳來時，迪慶德欽縣的一些教師興奮極了。“要想從鄉下調到州府、縣城工作，以前是不敢想象的。現在州政府集中辦學以後，我們這些鄉下老師終於可以隨學生一道進城了。”

　　記者在採訪中看到，許多貧困地區的學校，由於分佈在山區和半山區，自然環境惡劣、交通閉塞，老師工作環境條件差、生存狀態差、生活質量低下。許多校長缺少培訓機會，領導能力偏低，學校辦學質量長期得不到提高。而更多的教師則10多年沒出過縣城，加上長年得不到培訓，信息不靈，知識老化，長期超負荷運轉，整體素質不高。資料顯示，目前，雲南全省中小學還缺少1.4萬多名的音樂專科老師，1萬多名的美術專科老師，數萬名小學英語老師。

　　即使是在農村，農民也想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如果鄉鎮中學的教學質量不好，很多人就會想辦法到縣上去讀中學。有的甚至跟著好老師走，老師調到哪，家就搬到哪，即使家庭為此變得越來越窮。

　　在麗江市寧蒗彝族自治縣，跑馬坪鄉秀清希望學校就接納了不少縣城裏的孩子。這些寧願跑到偏遠鄉鎮而不在城裏讀書的學生，看中的就是這個學校的教育質量。

　　錢恒義、孫亞玲等雲南省政協委員指出，校點撤並後，老師們從村寨到鄉鎮、鄉鎮到了縣城、縣城到了州府，但如果教師教育理念落後，知識得不到更新，現有的教師素質和數量仍然滿足不了佈局調整的需要。

　　哪怕只有幾個、幾十個學生，也要為他們辦學

　　“集中優勢資源，合理佈局的確能夠提升辦學水平，但是一刀切片面追求辦學效益的思想並不可取。”孫亞玲説，沒有證據表明，學校的規模越大，教育的效益就一定高。在美國，百人以內的小學比比皆是。

　　“學校規模太大，校長難以對全校的教學情況瞭如指掌，也難以作出合適的學校決策。”她説。

　　雲南省青基會的一位負責人認為，孩子讀書最好不要超過5公里，5公里以外就要住宿。那些300人以下、被撤並的學校，對一個村來説，其實是最好的辦學模式，一個班20～30人，利於教師管理。

　　孫亞玲建議，在校點撤並問題上，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應以學生人數的多少作為標準撤並學校，而是要以老百姓的承受力為出發點，以是否方便學生就讀、是否對農村發展有利為標準，不能撤並的堅決不撤，哪怕只有幾個、幾十個學生，也要為他們辦學。與其撤並學校，不如加強學校、教師和教學設備的建設。

　　錢恒義亦指出，目前雲南省129個縣(市、區)中有116個財政需要上級支付，很多縣僅憑自身的財力是難以完成中小學區域佈局調整任務的。

　　“要充分考慮到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因地制宜實行差別推進計劃，條件不夠成熟的要放緩一點，力爭成熟一所，撤並一所，成功一所。”他説。

　　“目前，雲南省的教育只是實現了低層次的‘普九’，只是解決了‘有學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上好學’的問題。而‘上好學’的問題是義務教育深層次的問題。”孫亞玲説。本報記者 張文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