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改宏觀視野入手，形成藥品的合理定價機制，切斷醫院與藥品之間的利益鏈條，廉價藥的生産才不至於總是“要死不活”

　　“救命藥”魚精蛋白注射液缺貨的緊急狀況，正有望得到緩解。據悉，在各方關注下，國家藥監局日前正積極協調相關企業，展開應急生産。

　　一支10元左右的魚精蛋白，是心外科手術中必須用到的藥物，而且目前沒有替代藥，被稱為“救命藥”。如此“不可替代”，按説應是制藥企業的寵兒，為何現在的短缺卻不是因為市場需求量的急增，反而是由於藥廠主動停産？

　　讓人揪心的是，這種緊缺的原因和狀況，在廉價藥身上已是頻頻上演。1元1支的氯黴素滴眼液、幾塊錢一盒的氟哌酸、8元100片的牙周靈片等，幾乎都在國內銷聲匿跡了。據一項對國內12個城市42家醫院臨床用藥情況的調查，醫院廉價藥缺口高達342種，其中130種藥在10元以下，5元以下的藥品佔了69%。

　　靠著政府的應急，“救命藥”的“命”眼下總算讓人松了口氣。然而，“病灶”不除，“強心針”只能起一時之效。為什麼患者歡迎的藥卻難以獲得生産企業的青睞？其深層原因需要深思。

　　經典廉價藥的短缺，首先暴露出我國藥價管理的不完善。我國藥品價格實行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或市場調節價。藥物指導價是“藥物最高限價”，稱之為“藥物的天花板價”，政府希望借此降低看病費用、緩解“看病貴”。但“天花板價”是把雙刃劍，抑制了藥價虛高的同時也對廉價藥有殺傷力。

　　魚精蛋白是一種用了幾十年的廉價老藥。企業的“停産”也是一種市場本能，藥品成本價一旦高於市場定價，廉價經典藥的消失便不難理解。

　　也因此，救活廉價藥，不能只靠應急生産的“強心針”，而要對“症”下藥。只有實行藥品動態定價，建立嚴格的成本監測體系，通過專家評估、行業評審等制度確定藥品成本價，增強定價過程的公開化、民主化，才能既防範制藥企業虛報成本，又保障廉價藥物的合理成本，形成藥品的合理定價機制。

　　防止藥品“降價死”，同樣需要政府運用調控手段，保障藥品不會因低價競爭而“招標死”。北京在藥品招標採購過程中就規定，低價短缺藥無需競價。那些一元錢以下的針劑、一毛錢以下的膠囊等低價藥品，企業直接挂網報價，形成低價藥、短缺藥成交品種目錄，這樣的做法收效不錯，許多低價藥品得以在市場重現。

　　廉價藥的短缺，某種程度上也是醫改諸多問題的縮影。如果公立醫院以藥養醫的機制不變，高價藥自然比廉價藥受歡迎——道理很簡單，只有開高價藥，醫生的回扣才會越大，醫院的利潤才會越多。

　　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從醫改宏觀視野入手，切斷醫院與藥品之間的利益鏈條，讓藥品回歸其單純治病的屬性，廉價藥才不至於總是“要死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