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物價對比”這個老話題最近又一次引發網友關注。記者採訪了北京人和紐約人,從衣食住用行等消費的各方面入手,直觀、全面地比較中美物價水平,發現國外品牌的普通消費品,在北京的確比紐約略貴,要是被國人視為“奢侈品”,其售價更是貴得離譜；而市內公共交通以及涉及人工、知識産權的産品和服務,紐約明顯比北京貴很多(9月13日《人民日報》)。

    有關中美物價的對比已經有過N次,不僅對比過油價、房價,而且對比過服裝、皮鞋、食品等商品價格,結論基本上都是中國物價高於美國。據説,美國的人均收入是中國的34倍。自然而然,公眾就不會滿意中國的物價了,就要追問是什麼原因讓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物價高於一個發達國家,中國物價如何才能回歸到合理水平?

    《人民日報》這則報道給我們揭示了真實的中美物價:有的物價中國的確高於美國(比如説高檔消費品),而有的物價則是中國低於美國(比如説市內公共交通)。同時,這則報道還特別指出,中美稅制結構和徵稅方式差異較大,導致商場標價和消費者最終實際給付的費用,可能存在較大差距；拿美國的打折價與國內的正價相比並不合理；我們比較的未必是同一事物,大家很難選定完全可比的標的物。

    也就是説,中美物價很難進行準確對比,甚至説沒有可比性。但我以為,儘管簡單對比中美物價是“驢唇不對馬嘴”,但總有一些方面是可以對比的,例如,與物價有關的物流成本、企業利潤、價格監管等方面就是可以比較的。如果因為中美物價沒有可比性就徹底放棄對比,顯然不可取,只有理性對比才能發現問題,進而去解決問題,這也是管理CPI不可缺少的手段。

    一方面,中美物價的不合理成本值得對比。儘管中美稅制結構和徵稅方式有差異,物價中的稅收成本不可比,但其他成本是可以比較的,比如,行政亂收費攤入物價中的成本就可以進行對比。眾所週知,在稅收之外,我們的行政性、事業性收費多如牛毛,有的是合法收費,有的則是非法亂收費,這些都是物價的背後推手,去除這些,我們的物價可能會比美國低很多。

    再如,美國物價中應該沒有多少壟斷性收費,而中國物價中則含有不少壟斷性收費。以物流成本為例,不僅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大央企從物流環節中拿走壟斷性暴利,日進數億元利潤,而且,地方壟斷性國企如高速公路公司也設置路卡拿走壟斷性暴利；另外,商品進入超市、商場,也要遭遇壟斷性收費——上架費、月返費、廣告費、促銷費、年節費以及無孔不入的暗箱操作費用。

    另一方面,中美物價監管方面可以進行對比。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物價是否合理,不僅取決於供求關係,也取決於價格監管。如果價格監管不到位,就會有不法商家操縱物價牟取暴利。對比中美物價監管,顯然,我們的監管力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物價監管的不到位,某種程度上縱容了一些不法商家,同時,也讓物價偏離了正常價值,增加了民生負擔和CPI調控壓力。

    譬如,日本航空、澳洲航空、英國航空等21家航空運營商因為在美國串謀集體漲價,受到美國當局處罰,總額超過17億美元。而家樂福、沃爾瑪超市價格欺詐被曝光,廣西、雲南等地價格主管部門依法分別對涉案的19家超市門店各處以罰款,罰款總額合計950萬元。雖然是不同行業、不同企業涉及價格違法,但懲罰的力度輕重卻十分明顯。

    在我看來,網民頻繁對比中美物價,折射出一種焦慮情緒。對此,我們不能簡單以“中美物價沒有可比性”來做答,而是要看到,經過對比之後,中國物價中的稅負太重,物流環節中存在不少壟斷性收費,以及物價監管方面存在不少差距。毫無疑問,唯有找到差距,消除差距,才能安撫網民的焦慮情緒。　張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