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辛苦不尋常

　　WTO總幹事拉米説，中國入世十週年，“成績是A+”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皇甫平麗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向來自全球的政經界人士表示，中國將以加入世貿組織十週年為新起點，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在繼續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新的跨越的關鍵節點，中國借入世十週年這個合適的契機來反思和總結經驗，有益於為進一步對外開放做好戰略佈局。

　　入世為謀經濟發展新空間

    中國的復關和入世談判“從黑髮人談到白髮人”，經歷了漫長的15年，山重水復，殊不平坦。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專家認為，中國在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貿組織（WTO）門前，從“等待”到“進入”，離不開決策層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判斷。

    當時關於全球化利弊、復關入世得失的爭論非常激烈。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所所長陳鳳英對本刊記者説，中國決策層深思熟慮，判斷全球化對中國是有利的，中國的發展要有可持續性和競爭力，未來發展空間必須拓寬到世界，這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該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説，中國當初談判的目標是希望融入世界市場，大力吸引外來投資，擴張中國出口，以促進經濟發展。

    “實踐證明，這樣的選擇是正確的”，劉軍紅説，入世猶如中國經濟的一個啟動引擎，之後投資涌入，貿易大發展，經濟高增長，社會大進步，中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實現了當初的目標，也表明了中國不能孤立發展，需要依託世界市場。

    入世啟動經濟的發展，也“倒逼”制度的改革。陳鳳英認為，中國加入WTO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制度性改革。這首先體現在法律制度和規制上，中國遵守承諾，很快開展並完成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清理法律法規的工作，法治觀念更為深入人心。其次是政府職能轉型，執政方式和理念的改革，“以人為本”、“服務市場和社會”和“市場化管理”等意識得到增強。

    陳鳳英形容中國加入WTO帶來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中國開始全面起飛，全面融入世界，實力提升，改革深化，國際化程度提高，中國政府和企業也都經受住了考驗，“過了關”。

    入世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國已從入世初期的世界第九大經濟體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貿易國。

    獲得成長與發展的中國也在影響和惠及世界。世行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超過10%，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5%，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第一引擎。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已開始主動積極地推進“貿易平衡戰略”，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扮演著向全球輸出總需求的重要角色，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支撐。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世界總需求下降了0.6%，而中國實現內需增長13%，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1.6個百分點。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專家張茉楠認為，中國靠自身結構的轉變正成為推動全球再平衡的重要力量。

    伴隨中國與外圍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再平衡以及中國經濟和需求結構的轉型，中國貿易逐漸走向長期平衡將是大勢所趨。“儘管在這一過程中仍會面臨各種成長性考驗，但世界經濟貿易格局會因此發生讓我們意想不到的改變。”她説。

    WTO總幹事拉米説，中國入世十週年，“成績是A+”。對此，陳鳳英認為，中國在獲得亮麗成績的同時，也付出了高昂代價，這些問題今後要努力加以解決。

    首先是入世時遺留的一些問題，包括非市場經濟國家待遇、過渡性特保機制、過渡審議以及技術壁壘和環境壁壘等非關稅壁壘；其次是來自發達國家的保護主義問題，這將是未來十年中國面臨的很大問題；另外，農業總體開放未做好，農業發展一度未受到重視，造成發展明顯滯後，安全問題突出。

    多位受訪專家同時強調，中國出現的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如發展失衡、生態環境惡化和收入差距加大等，並非入世所致，更多是中國發展和前進中的問題，因此不能因這些問題的存在而否定中國加入WTO的意義和成就。

　　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

    入世十年，中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國內面臨轉變發展模式的壓力和國際環境進入後危機時代的大背景下，推動中國持續高增長的“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逐步衰減，中國亟需謀變應對新的挑戰。

    與十年前相比，當前糾結于復蘇與平衡的全球經濟，越來越凸顯其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其中的挑戰和機遇何在？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指出，世界經濟從順利發展到出現金融危機，經濟結構和格局出現大調整，經濟秩序出現紊亂，表現了一些新特點和新問題：一是經濟全球化從高速發展到停滯狀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自由貿易受到非議，世界已有經濟發展模式和信條受到質疑；二是美國經濟不景氣，美元地位受到挑戰，世界經濟火車頭拉動力減弱；三是世貿組織多哈回合久拖不決，對世貿組織期望減弱，地區經濟合作興起；四是世界共同問題如環保、氣候、資源、反恐等問題出現；五是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和平崛起，日益受到世界關注；六是各國關注點變化，更重視就業、擴大出口、實體經濟發展和資本回流。

    薛榮久認為，世界經濟從中速到低速發展，從比較穩定到大調整，從部分動蕩到整體動蕩，給中國同時帶來挑戰和機遇：其一，與世界經濟貿易大國矛盾加大、加深，但中國和這些國家的合作範圍也在加大、加寬，合作的手段在加強。

    其二，來自外部的各種影響如資源供應、投資渠道、貨幣匯率、價格變化和信息網絡等加大，不能獨善其身，決策自主權受到一定影響，但中國也開始能夠對其他國家和國際機構的決策産生更大影響。

    其三，中國需要承擔更多國際義務：如聯合國維和、世界經濟組織改革、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發展、全球問題解決和救災等，但中國的權利也在相應增加，影響得到擴大，同時也在積累經驗。

    其四，與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同步，經濟波動、匯率波動和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出現，這些問題的出現也是中國改革的機遇，如何繞過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其五，外部市場環境相對惡化。保護主義情緒上升，民族主義和右傾思想出現，對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不利，給中國“走出去”帶來不利因素。

    其六，對世界經濟運行、體系、秩序等的認識還不深入，有時被動，反應滯後，應對能力不強，經驗不足。

    面對這些機遇和挑戰，正如“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指出的，適應我國對外開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的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新的開放領域和空間。

    綱要指出，這一方面要求擴大和深化開放，包括沿海開放、內陸開放和沿邊開放；另一方面也要求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推動外貿發展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提高轉變、從成本優勢向綜合競爭優勢轉變。

    任務艱巨，但薛榮久認為，從過去十年的經驗看，對中國有信心，首先是因為中國決策領導層有憂患意識、國際意識，能高瞻遠矚，集思廣益，政府決策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有一定權威性；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民營企業興起，國內市場潛力巨大；三是對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認識逐步深入，企業走出去、經濟、軍事、黨務、文化、援外等外事活動的開展，日益強大的智庫研究力量，為科學決策奠定基礎；四是逐步學會和掌握了應對國內外各種危機的本領；五是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提高，世界對中國的期望加強，作用空間加大，整體談判能力加強，中國的自信心也在增強。

　　加快構建和完善體制機制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薛榮久注意到，這比原有提法“開放型經濟”多了“體系”這兩個字。

    他對本刊記者分析説，對外開放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是中國的國策；“體系”兩字的加入，把中國整個對外開放整體化，把所有對外開放的各個部門、各個領域協調、機制化，是一個重大的發展。

    內外聯動是這一體系的立足點，是把對外開放同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合起來；互利共贏是紐帶，互利、共贏的新理念應漸成共識，在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各個層面和參與體都要落實和貫穿這種理念；安全高效是體系效益衡量的基點，所謂安全是指不傷害國家整體發展，高效是指能夠提高中國的競爭力。

    薛榮久強調，開放型經濟體系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基石，但遺憾的是，它並未完全成為我國政府部門出臺各種對外經濟活動政策的基點，引出一些問題，值得重視。

    入世後，相比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就，中國在體制完善方面仍相對滯後，是今後應著力加強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也指出，要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劉軍紅説，中國入世十年成績突出，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但經濟對內對外均衡的問題仍未解決。這與過度強調物質文明和市場經濟，忽視法制、行政體系和醫療保障等社會體系的建設有關。

    這些問題已影響到中國競爭力的提升。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推出的《亞洲競爭力2011年度報告》顯示，中國的經濟總量居亞洲第一，但競爭力僅列第11位，韓國、中國台灣和日本列亞洲經濟體競爭力前三名。

    報告指出，中國排名靠後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社會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在這方面中國亟須解決的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政府商業行政效率（第22位）；基礎設施能力（第14位），包括互聯網、電力以及通訊設施方面；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第31位），包括醫療服務和交通安全問題。

    劉軍紅説，中國應以入世十週年為一個新起點，進入體系構建的時代，繼續完善市場體系，同時進行社會建設，完善社會服務體系、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

    張茉楠認為，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內需轉換關鍵在於刺激消費型經濟增長，這需要中國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

    北京WTO事務研究諮詢中心首席專家程大為對本刊記者説，中國在加入WTO後，做了很多涉及貿易、法律和政府體制的改革，也開始在制度設計上創新。例如加入了“和諧”等帶有中國元素的想法，但這些還不夠系統，不夠清晰。

　　在WTO中發揮更大作為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間，隨著經濟貿易高速發展，綜合實力增強，已逐步成為世貿組織核心成員。對WTO本質及未來走向趨勢作出正確判斷，對中國在其中爭取更大利益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劉軍紅認為，WTO提倡有管理的自由貿易體系，其體制應得到尊重，但發達國家成員濫用保護主義，有很多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做法，中國積極、自覺和主動推動WTO談判，符合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也能促進世界經濟整體發展。

    當前WTO多哈回合談判出現停滯，很可能面臨失敗的結局。對此，劉軍紅認為，多哈回合談判的根本癥結在日美歐等發達國家在農業問題上的矛盾，這是主要矛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則問題屬於次級矛盾。他説，指責談判失敗責任在發展中國家，是發達國家轉嫁禍水的做法。

    陳鳳英也認為，多哈回合的前景悲觀，核心問題是WTO規則制定帶有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烙印，仍由西方主導。她認為，WTO和IMF一樣必須改革，在後危機時代構建一個更公平公正的架構，在這方面，中國可以發揮影響力。

    程大為對本刊記者指出，WTO運行仍正常，其危機在談判層面。有危才有機。她認為，WTO總幹事拉米説“共贏”，中國提出的“和諧”理念也可以理解為“共贏”，中國應以推動WTO體系合理和諧作為目標，積極追求成為和諧WTO體系的主導者，全面參與世界經濟體系重塑。

    薛榮久坦言，入世十年來，中國切實履行承諾和成員職責，取得很大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不可忽視的問題。例如，貿易高速發展但嚴重失衡；尚未形成與中國外經貿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貿易談判權、國際規則制定權以及由産業、企業為基礎的貿易談判體制，參與世貿組織的深度、廣度和影響力有限；貿易爭端加多、加深，貿易摩擦頻發，國內有些部門出臺的法規、決策和表態，與世貿組織規則出現背離和某些企業世貿組織規則淡薄等。

    在新的十年中，中國在世貿組織中應堅定核心成員地位，勇於肩負起更多的職責。第一，使中國從經貿大國成為經貿強國，全面協調發展；第二，主動加大和加深對外開放，並要求成員相應對等的開放；第三，以互利共贏理念構築與世貿組織成員的關係；第四，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成功和世貿組織的改革，多哈回合結束將是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改革，提升中國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機遇；第五，積極肩負起核心大國成員的職責，主動溝通與協調，消除誤解和誤判，減少負面影響；第六，雙邊經貿合作與多邊貿易體制有機結合，推動兩岸四方朝經濟一體化方向發展；第七，加大參與度，推動多邊貿易體制向更加公開、高效、公平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