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著幾億人口和幾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要發生一場歷史性巨大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要千百萬人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作出巨大自我犧牲，更不是哪個人或者少數人的鼓吹就能辦到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眾對清政府的不滿和憤怒已發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發生到這時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進程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奮鬥目標，這個意義非同小可；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體，這是其最大的歷史功績，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領域內也引起十分深刻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民主精神高漲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沒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也沒有結束。這是當時中國新舊社會勢力的力量對比所決定的，也是中國還不成熟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從正反兩個方面教育了中國的先進分子，起了某種階梯的作用。10年後成立的中國共産黨，一開始就顯示出中國以往任何政黨不曾有過的全新特點。有了中國共産黨，中國的面目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變了中國，成為一個新的起點，為中國以後的進步打開了閘門。辛亥革命過後只有7年多，中國便發生了五四運動，又過2年多便産生了中國共産黨，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巨變從何而來

　　有著幾億人口和幾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要發生一場歷史性巨大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國雖不能説停滯不前，但變化十分緩慢。這並不奇怪，農業社會生産的發展本來就是緩慢漸進的。從世界範圍內比較，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發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長期以“天朝大國”自居，更形成一種盲目自滿的心態。“天不變，道亦不變”，正是這種社會心態的反映。傳統是無形的，卻常能支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如果沒有受到異常強烈的刺激，歷史性的巨大變化是不會出現的。

　　但外部世界這時已發生太大的變化。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後的西方國家把中國遠遠地拋在後面。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中國開始喪失作為獨立國家的完整主權，領土完整也遭到破壞，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局勢越來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和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簽訂，是巨大的轉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國人的心。親身經歷這場事變的革命前輩吳玉章回憶道：“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吳永錕）曾經痛哭不止。”“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緊接著，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八國聯軍又武裝佔領中國首都北京達一年之久。居民門口要分別懸挂佔領軍的國旗。這一連串冷酷的事實把一個異常尖銳的問題擺在中國人面前：中國是不是要滅亡了？它像可怕的噩夢那樣，沉重地壓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孫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興中會成立時的宣言中沉痛地寫道：“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像這樣強烈地指出中國面對的嚴重民族危機，在以前還不曾有過。他響亮地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這個口號深深地打動了幾代中國人的心，激勵中國人民前赴後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當時統治中國的清政府抱著怎樣的態度呢？同八國聯軍簽訂《辛醜條約》後，清政府變本加厲地對外屈服，向外國大舉借債，竭力保護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殊權益，嚴厲鎮壓民眾的愛國行動。國家的命運不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裏，而是任人擺布和宰割。正如陳天華一語道破的那樣：“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難道説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麼？”那時，國家的權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變革都無從談起。為什麼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為自己的直接目標？這並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國侵略者緊緊地拴在一起，成為外國侵略者統治中國的工具，民眾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國侵略者、振興中華的要求同反對清朝統治者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了。

　　不僅如此，清政府對民眾經濟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規定的對外賠款共達白銀六億八千萬兩（還沒有包括利息在內），而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兩左右，國家財政已完全破産。而到宣統三年，財政收入猛增到三億兩。在當時農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這自然不是生産發展的産物，而只是對民眾敲骨吸髓盤剝的結果。貪官污吏又乘機巧立名目，層層加碼。原本已極端貧窮、掙紮在生死線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動統治勢力總是把權力看得比什麼都重要。越當他們統治地位不穩、日益孤立的時候，就越對周圍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權力緊緊地攥在自己手裏。1908年8月，清政府在“預備立憲”的旗號下，頒布一個《欽定憲法大綱》。這個被一些人起勁鼓吹的《欽定憲法大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讀一下很可以開人眼界。它一開始就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一切頒行法律、召集開閉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率海陸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宣佈戒嚴、司法等等大權，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別是用人、軍事、外交等權，議院不得干預。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在會奏這個憲法大綱時明白地説：“憲法者，所以鞏固君權、兼保護臣民者也。”國內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進行重大改革、實行立憲，而等來的卻是宣統三年的“皇族內閣”，13個大臣中滿人佔8個，皇族又佔了5個。連原來十分溫和的立憲派發動的請願早開國會運動，也在清政府的高壓下失敗。人們真是無法再對它抱什麼希望了。儘管現在還有人説：如果實行了君主立憲制，現在的中國會更美好。要是睜眼看看事實，真覺得同這種論調進行認真的討論實在是多餘的。

　　孫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講了：“滿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墻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於傾倒嗎？”

　　革命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要千百萬人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作出巨大自我犧牲，更不是哪個人或者少數人的鼓吹就能辦到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眾對清政府的不滿和憤怒已發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長沙稅務司偉克非在給總稅務司安格聯的信中寫道：“毫無疑問，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説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們對於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將來，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講得不錯：辛亥革命的發生到這時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