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8月10日報道：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幾天后，李文玉通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給災區捐了一筆錢。這位36歲的IT工程師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災民的痛苦，幫助他們度過也許是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刻。

　　她要了一張收據，並且在個人網銀賬戶裏收到了有關的捐款信息。儘管紅十字會從來沒有告訴過她任何有關捐款如何開支的消息，她還是相信這個全國最大的緊急救援基金會這種信任一直持續到今年6月“郭美美事件”爆發之前。

　　醜聞的開端適於一個ID為“郭美美baby”的網友在微博上炫富。她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在微博上曬出照片，展示自己的愛馬仕手提包和白色瑪莎拉蒂跑車。照片在網上傳播開來以後，紅十字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郭美美baby”事後承認自己編造了這樣一個頭銜，但是紅十字會的名譽已經受到嚴重損害。雖然紅十字會發表聲明稱，該機構沒有“商業總經理”的職位，更沒有“郭美美”其人，卻沒有拿出財務數據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覺得自己被騙了，”李文玉説。“這件事改變了我對基金會的看法。以後我要是再捐款，會選擇港臺地區那些更透明的慈善組織，或者乾脆把錢直接送到捐助對象手裏。”

　　為了儘快平息公眾的憤怒，紅十字會總會加班加點，于7月31日在官方網站上推出了一個捐贈信息發佈平臺。平臺上線以後，由於部分信息有誤，再次遭到網民的質疑和批評。

　　有網友發現，在青海玉樹災後捐建項目中，有兩家婦幼保健院總投資額一樣，建築面積卻相差了5倍。青海省紅十字會解釋稱，該機構一名工作人員對玉樹捐建項目情況不熟悉，在電腦中錯誤輸入了另一項目的信息，之後沒有將材料送交主管領導審閱就直接報送給了總會。該機構對這一事件表示歉意。

　　紅十字會總會在發給中國日報的一份書面聲明中表示：“現在這個捐贈信息管理平臺是紅十字會推動公開透明邁出的重要一步。目前，捐贈信息發佈平臺還在試運行階段，可能還會出現一些問題。我們在今後一段時間將大量收集各方的意見和建議，吸收合理可行的部分加以改進，使我們的信息發佈平臺更加完善，更好地滿足廣大捐贈者的查詢需求。”

　　對於紅十字會的解釋説明，公眾並沒有輕易接受。李文玉甚至沒有到新上線的捐贈信息發佈平臺上去查詢她的捐款流向，因為她聽説只有捐款超過10萬元的個人才能查到自己的名字。

　　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對此表示，“目前這個平臺只有10萬以上的個人捐款和50萬以上的機構捐款能查到，這怎麼行啊？10萬以上的個人捐款能佔到捐款人數的多少？95%都是10萬以下的。”

　　他認為紅十字會對捐款花費情況披露得太少。“現在信息發佈平臺上線了，可以查到每筆捐款是否到賬，但我覺得實際上公眾最關心的是捐款都用到哪了，用在哪些項目上了，這些項目的詳細情況是怎樣的，受益情況如何，項目有沒有評估等等。”

　　其他一些業內專家也提出了類似的質疑，對此紅十字會在聲明中表示：“讓每一位捐贈者都能了解捐贈款物的去向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我們要逐漸擴大查詢範圍，細化查詢項目，真正讓公眾了解捐贈款物的使用情況，了解資助項目的進展情況。這需要一個過程，請給我們時間。“

　　程剛建議紅十字會在披露信息的時候給公眾公佈一個時間進度表，説明一下每個月要達到什麼樣的進度，每天都有數字的更新，讓公眾看到它的工作進展。他説：“紅十字會應該採取更加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讓更多有能力做信息披露的機構都加入進來，比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大型跨國IT公司等等，共同制定和實施這個解決方案。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解決辦法，比自己閉門造車要強的多。現在費了很大的力氣，但總還是力量有限。與其這樣，不如開放，共同重建紅十字會的公信力。”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對於公募基金會和其他慈善機構的指責之聲不絕於耳，矛頭直指透明度。去年年底，中民慈善捐贈信息中心在其發佈的《2010年度中國慈善透明報告》中指出，在線調查結果顯示，有一半以上接受調查的公眾會經常性的捐款捐物，但近九成接受調查的公眾表示從未接受過慈善機構的信息反饋。另外，超過九成社會公眾表示對當前我國慈善信息公開情況不滿意或不太滿意。據了解，該調查共收集了來自988名個人和65個慈善組織的反饋問卷。

　　調查顯示，分別有79%和73%的公眾希望了解慈善組織的業務活動信息和財務信息。這表明，一方面社會公眾普遍希望能夠對慈善組織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社會公眾特別關注慈善組織對捐贈款物的使用情況、使用效果以及慈善組織財務的相關信息。

　　“中國的公益慈善行業，好比20年前的中國市場經濟。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因此存在許多不完善的東西。”中民慈善捐贈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説。

　　他認為，透明也是一個成本問題和技術問題。信息透明僅僅有認識不夠，還要加大成本支出，包括技術力度的投入。

　　“比如紅十字總會，僅汶川地震接受的捐贈就有300多萬筆數據，僅僅一個玉樹捐贈就有30多萬筆數據。當一個組織只有幾十條數據時，披露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當有幾百萬條數據時，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繁瑣的事。”

　　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楊鵬介紹，信息收集、整理和處理工作難度很大，涉及很多細節問題。他舉例説，比如我們資助50個貧困孩子10萬塊錢，讓孩子安心在學校讀書。基金會不可能派人去把這50個孩子一家一家找出來，和他們開個會，然後自己提著10萬元現金一個一個去發。通常的操作模式是找當地教育局，把錢給教育部門，再轉給學校，通過老師發到學生手裏並讓他們簽字。最後，教育部門會給基金會提供一份書面報告，後面附有已經簽字或蓋章的收據。

　　有時候，這中間會出現差錯。該基金會有一個很熱心的捐贈人按照他們提供的受助名單，自己再去挨個走訪了一遍，以檢查這個名單是否屬實。他在走訪這50個人的過程中發現，有3個人沒拿到錢。一查下來，發現錢還在班主任那兒。班主任説他忘了，但是名單上顯示已經簽字了，是他代簽的。

　　“所以説，基金會的匯款回單有了，學校提供的收據名單也有了，信息公開透明到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很多機構做到這一步都很難。”楊鵬説。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正在和用友公司做一個捐贈信息管理系統，在此過程中發現這是很繁瑣的一件事。有些人在捐贈時沒有留下相關信息。基金會收到了捐款，卻不知道是誰捐的、怎麼聯絡。要做到清楚，基金會就要和銀行建立一個聯絡，要求捐贈人往銀行打款的時候填寫一個相關的表格，留下聯絡方式，並選擇是否願意公開。這樣公眾才能及時了解這些信息。

　　楊鵬表示，“做一個信息管理系統在技術上並不困難，但如果系統自動化程度很高就會很貴。具體花多少錢要看你想透明到哪種程度，如果只是把銀行對賬單在網上曬出來就很容易。”

　　目前我國對公益組織信息公開還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規範，因此不同的機構透明程度不一樣。據基金會中心網統計，我國現有1135家公募基金會，其中有的沒有自己的網站，有的公佈的信息還是去年的。

　　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對公募基金會在內容、表格、形式、程序等方面制定一個共同的規範。目前信息公開主要難在沒有具體的標準和規範，這樣就很難對基金會進行要求。”

　　瓷娃娃關懷協會會長王奕鷗也同意他的説法。瓷娃娃是一個總部設立在北京的罕見病關愛中心。每個月，王奕鷗和她的同事們都會在該中心的官方博客上公示本月的財政報告。“我們需要把它做的簡單易懂。否則沒人願意去讀那些複雜晦澀的財務報告，”她説。

　　瓷娃娃公示的財務報告看起來很像excel文件，其中每一條數據包括了捐贈時間、捐贈人、捐款數量及其用途。對於那些不願意公開身份的捐贈人，機構會在報告中以“愛心人士”代替。

　　王奕鷗説，財務報告需要一個全職的工作人員來做，而他們也希望政府能提供一個標準的報告格式供非政府組織參考。“目前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在做。”

　　在王振耀看來，我國關於基金會等公益機構信息公開的規定在內容上比較模糊、不夠具體，這個責任一部分在於監管部門。“我國把信息公開變成了一個道德，沒有法律剛性。而在國外，公募基金會不公開信息是要遭到起訴的。”

　　《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不履行信息公佈義務或者公佈虛假信息的基金會，由登記管理機關給予警告、責令停止活動；情節嚴重的，可以撤銷登記。但據倡導行業自律的非營利組織“USDO自律吧”介紹，這一規定在實踐中鮮有執行，部分原因是因為一些公益組織官辦色彩濃厚，處罰無法落實。“USDO自律吧”在給中國日報社的一封郵件中寫道：“根據實踐經驗，這種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的監管及其評估，自身的客觀性、公正性往往難以得到保證……由於公募權長期被壟斷，官辦色彩濃厚的公益組織亦缺乏自律的動機。”

　　以紅十字會為例，在中國，它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公益慈善組織，而是“半政府半公益”性質。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的話説，就是“一手財政掏，一手拿捐款”。在她看來，“紅十字會的主要問題是它的身份。”

　　楊團説，紅十字會系統有九萬五千個機構，而這些機構並不像普通的社會團體一樣，在全國各級民政部門登記註冊。目前我國登記註冊的機構大約有四十三萬九千個。

　　“政府和非盈利組織，不能身兼兩職，角色模糊。如果一個組織既是公益的又是政府的，老百姓就要用雙重標準來衡量你，這就麻煩了。”她認為，現在紅十字會設平臺公示捐款情況，是“向民間（公益方向）前進了一步”。

　　雖然公眾對於紅十字會信息披露的細節還存在爭議，但是很多專家都贊同一個觀點，就是網上信息公示對全社會來説是件好事。

　　中民慈善捐贈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表示，“信息透明現在説的多、做的少，因此做比不做好，做比説好。” （中國日報記者 江雪晴 王岩 編輯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