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對外資醫院準入條件的日漸放寬，越來越多的外資醫院開始進入中國的醫療市場。然而，受制于中國政策、觀念、投資環境等條件，不少外資醫院在進入後發現，中國的投資環境不容樂觀。而相對邊緣化的外資身份，又使其在面臨生存困境時難以得到主管部門和業界的關注和扶持，不少外資醫療機構為此萌生退意。

　　拉郎配鬧劇引來八年混亂

　　愛德每畝568萬元的地價創下了中國醫院土地出讓價格之最。”江上拿出一份份外資和民營醫院的土地出讓合同複印件來佐證她的説法，“如此高的地價是具有公益性質的醫院無法承受的。”

　　2002年，杭州市為了解決城北沒有綜合性醫院的難題，在一塊空置多年的政府規劃衛生用地上，專門面向外資引進了一家醫院杭州愛德醫院。然而主管部門拉郎配的一紙“婚約”，卻使中美合作的愛德醫院陷入長達八年的混亂。

　　醫院董事長江上對《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按照當時衛生部和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聯合發佈的《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中方在中外合資、合作醫院中所佔的股權比例或權益不能低於30%。為此，杭州市衛生局專門指派了當時杭州最具資金和技術實力的公立醫院杭州市中醫院作為中方機構參股。

　　然而，杭州市中醫院卻將合作看成是燙手的山芋，既不願出資、也不願介入管理。“當時市中醫院沒有領導願意挑擔子，非要醫院班子十多個人全部聚齊、兩位中方聘請的專職律師到場才肯啟動談判，約談一次至少要一個月，而且只願享有股東的權益而不肯承擔股東義務。”江上説。

　　隨後，這場由政府一手包辦的“婚姻”徹底演變成一場“拉郎配”鬧劇。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愛德醫院提供的醫院大事記上看到，從2002年9月雙方第一份合作意向的簽訂到2004年6月11日簽訂正式合同，歷時21個月之久。市中醫院將衛生局劃撥到其名下的土地進行商業評估，並以此作價1881萬元；至於剩下的759萬元，則要求外方將未來醫院建成後的利潤款先打給中方預交。就這樣，市中醫院未掏一分錢，就成功獲得了愛德醫院30%的股權。

　　期間，愛德不斷地向杭州市主管部門和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遞交用地優惠申請，希望能夠按照杭州市最初引資時“按醫療用地價格出讓土地、出讓金部分減免”的承諾，對土地價格以及後續需要支付的級差地租費、大市政配套費等進行減免。

　　“北京北大國際醫院的土地轉讓價為25萬/畝，南京明基醫院土地轉讓價25萬/畝，蘇州九龍醫院土地轉讓價全部減免，政府每年再資助1000萬元人民幣……愛德每畝568萬元的地價創下了中國醫院土地出讓價格之最。”江上拿出一份份外資和民營醫院的土地出讓合同複印件來佐證她的説法，“如此高的地價是具有公益性質的醫院無法承受的。”然而讓她感到沮喪的是，這些報告最後幾乎都沒有下文。

　　在經歷了中方合作者的極度不配合和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造成的雙重打擊後，外方投資者已元氣大傷。2009年，總投資3.5億元的愛德醫院曆盡磨難終於建成，並於2010年1月19日正式開業。第一年，這家按照三級綜合性醫院標準建造、規劃病床300張的醫院每天的門診接待量僅十多人，住院病人也很少。醫院從國內二線城市高薪挖來的150多位醫護人員工作量極度不飽和，醫院直接運營虧損高達3000萬。為了彌補虧損，醫院甚至違規將一個樓層的病床租給一家公立醫院使用。

　　“和來時的初衷完全不同，現在想著就是怎麼活下去。”江上無奈地説。

　　院長換了一切都變了

　　“這是典型的人走政息，院長換了一切都變了。”韓凱義憤填膺，“中方強行關閉了中心，撤回了所有中方人員並安排到自己的眼科工作，貼出告示，撬走中心銘牌，派專人把守、引導，將中心的病患資源全部搶到其違約設立的眼科，致使中心陷入停業狀態，無法正常經營。”

　　杭州浙益眼科診療中心在進入中國市場的前10年，中外雙方配合默契，經營情況良好。然而僅僅因為中方合作醫院換了一位負責人，中心卻面臨瀕臨倒閉的絕境。

　　杭州浙益眼科診療中心設立於1995年，是由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國際商業諮詢公司(IBC公司)與浙江醫科大學附屬一院共同組建的中外合作專科門診部。雙方約定，中心設在浙一醫院內，中方不再設置與中心業務相競爭的項目。

　　董事長韓凱對《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合作的前10年，中美雙方配合默契，浙一醫院不僅按照合同撤銷了原眼科，還將原眼科的全部工作人員派遣到中心工作。而IBC公司則邀請公司董事、在美國享有很高聲譽的眼科專家馬丁博士作為技術顧問。他不僅親臨中心開展手術和技術指導，還接受中心派去的技術人員在他自己擁有的美國當地一家著名的眼科中心培訓。當時，中心甚至引入了國際上最先進的植入性角膜接觸鏡技術用於治療高度近視，成為中國國內第一家擁有該項技術的醫療機構。“中心設立以來，門診及手術人次逐年上升，一些診療項目已達到國際先進和國內領先水平。”韓凱説，到2004年，中心一年有約12萬病人，營業收入近5000萬，利潤總額高達924萬多元。

　　然而，伴隨著浙一醫院高層管理者的更迭，合作卻出現了戲劇化的轉折。2005年，中方突然在院區的八樓和九樓設立了由浙一醫院獨立運行的眼科，並在其新收編的城站院區保留了眼科。

　　“這是典型的人走政息，院長換了一切都變了。”韓凱義憤填膺，“中方強行關閉了中心，撤回了所有中方人員並安排到自己的眼科工作，貼出告示，撬走中心銘牌，派專人把守、引導，將中心的病患資源全部搶到其違約設立的眼科，致使中心陷入停業狀態，無法正常經營。”而中方則認為，中心以純粹的盈利為目的，且不重視科研，直接導致該眼科收費遠高出其他公立醫院，並引發醫院在省內眼科學術地位的明顯下降，損害了醫院的聲譽。

　　雙方各執一詞，最後按照合同約定申請仲裁。然而讓韓凱感到不解的是，雖然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最終仲裁認為中方違約並應立即停止違約行為，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也下達了執行通知書，但中方的違約行為至今仍在繼續。

　　對外資醫院的進入充滿敵意？

　　江上説，八年來的混亂讓她心力交瘁並心生退意。“不是因為捨不得高達3.5億的資金和付出的心血，我早就放棄了。”多年旅居海外的韓凱表示，“如果現狀不能改變，中國的醫療市場未來不會有人投資。”

　　愛德和浙益投資環境不容樂觀，生存困境無人關注的現狀，是目前國內不少外資醫院的真實寫照。業界人士分析認為，政府和中方企業缺乏誠信度和公信力、投資環境尚不規範、政策缺乏延續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法律意識淡漠等，都是造成目前國內投資環境欠佳，影響、打擊和制約外資醫療機構進入中國市場並順利成長的重要原因。

　　江蘇吳江市政府分管衛生的周副市長志芳説，目前的確存在我國一些地方的官員因為政績的衝動而引外資的現象，為了促成外資的進入，簡單生硬地“拉郎配”、搞配套。此舉沒有充分考慮雙方是否存在合作的基礎和誠意，對事業的長期發展有害無益。

　　江上認為，目前國內許多官員和公立醫療機構都對外資醫院的進入“充滿敵意”。比如長庚醫院當年進入北京市場時，就曾遭到北京10余家公立醫院院長的聯名反對。她認為，不少外資醫院在進入中國市場時，也承擔了政府賦予的醫保等公共衛生的職能，外資醫院也不完全是高收費的代名詞。這樣的敵意和認識誤區不消除，外資醫院在中國境內難以長足發展，更談不上對公立醫院形成觸動。

　　而公共管理專家則認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投資環境的好壞，除了土地價格低廉、優惠政策豐富、市場空間巨大等硬體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服務的軟環境。政府的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和延續性，承諾難以兌現，以及企業、機構和公民法制精神缺乏，都是阻撓投資者腳步的重要因素。

　　三大因素讓外資醫療機構“不敢來”

　　《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暫行管理辦法》2000年頒布實施時，曾經吸引了眾多外資醫療機構到國內考察評估。但10年過去了，外資並沒有大舉進入，真正具有國際醫療機構背景的資金，更是寥寥無幾。

　　政策不利，外資醫療機構“不敢來”

　　無錫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長易利華曾經接待過多批評估機構，他們受國外醫療機構委託，到國內進行辦醫評估。“評估的主要內容包括醫療流程、醫療機構規模、收費、醫生待遇、病人負擔、專科特色、業務收入及收入的可分配情況等，2000年前後是個高峰。”

　　但是，熱熱鬧鬧的評估之後，就沒了下文。易利華認為，“國外醫療機構原以為中國的醫療有很大市場，經過上述評估，得出的結論是現階段並不具備發展的可能性。”

　　浙江省衛生廳副廳長馬偉杭等人認為，現行的醫改政策，對民營醫院和外資醫院的發展並不利。比如藥品零差率，雖然外資醫院可以自主定價，但如果定高了，患者就不來了。再比如我國的醫療保障目前尚處於低水平廣覆蓋的狀態，而外資醫院更需要商業保障制度，才能獲得更多的盈利空間。

　　另外，醫改政策帶來的邊際效益，對外資醫院發展同樣不利。如目前推行的基本藥物制度，公立醫院能夠獲得相應的補助，逐步推行以技養醫後，公立醫院同樣能獲得補貼，這兩種補貼，外資醫院都不在政府的考慮範圍。浙江省衛生廳最近的一份調查表明，實行上述政策後，浙江有一半的非公立醫院院長認為會導致流失患者，民營和外資醫院的生存更為困難，想進入醫療行業的社會資本已經放緩了腳步。

　　“各種細節表明，這裡面存在著太多的不公平”

　　衛生部的資料表明，目前我國有1.8萬家醫院，國有醫院佔94%，壟斷了絕大部分政府的資金、醫療技術和人才。僅此一項，足以令各種想進入醫療領域的社會資本生畏。而管辦不分的體制，讓公立醫院顯得更為強大，這也是令外資頗為忌憚的。

　　“我們在市場準入、政策環境和行業監管等方面，很難獲得與公立醫院同等的地位，因此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上。”蘇州九龍醫院是江蘇省第一家大型綜合外資醫院，也是蘇州工業園區目前最大的醫療機構，董事長孫福林期盼與公立醫院有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我所有的心血全部投在醫院上，現在苦不堪言，幾乎辦不下去了。”

　　在難以解決的待遇差別下，外資醫院總是設法避開與公立醫院的正面較量，或選擇專科治療方向，或定位高端市場。而對那些大型的綜合性外資醫院，有些問題根本回避不了。“我們原來也希望通過先進的設備良好的醫療環境吸引病人，可現在公立醫院的設備不比我們差，蓋的樓一個比一個豪華。5年前我們是蘇州硬體最好的，現在其他醫院都趕上來了，因為有政府不斷地投入。”九龍醫院董事長孫福林説。

　　公立醫院的強大，還體現在話語權上。九龍醫院院長劉峰説，例如制訂醫療規範、服務標準，從來都是公立醫院專家參與，而不帶民營醫療機構的專家。各種檢查也是由公立醫院的專家檢查，而民營醫院專家根本沒機會到公立醫院檢查。“各種細節表明，這裡面存在著太多的不公平”。

　　一些接受採訪的外資醫院負責人表示，即使在市場準入、政策環境上短期內無法和公立醫院獲得相同的待遇，他們依然期望能在行業監管上獲得平等，而這有待於衛生系統的管辦分開。

　　外資醫院30萬年薪抵不上公立醫院10萬年薪

　　人才問題，是當前各類外資醫院最頭疼的事。短期之內，外資醫院可以通過高薪吸引一部分人才，卻無法形成人才梯隊，更難保障醫院的長遠發展。

　　位於浙江嘉興的新安國際醫院，2009年4月開業，由新加坡國際醫療産業集團和上海華衡投資集團共同投資建設。副院長王兵華認為，公立醫院集中了大量醫療人才，鬱鬱不得志的專家大有人在，而外資醫院除了可以付出高薪外，還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當然，我們很難從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吸引人才，只能從內地挖人，在嘉興這樣一個地級市形成相對優勢。”

　　蘇州九龍醫院剛開業時，應聘人才的簡歷堆滿了桌子。“我們當時開出的年薪是30萬元，有一定的誘惑力。但現在，30萬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了。”孫福林近兩年在《健康報》上刊登了4期招聘廣告，卻一個人也沒招到。“現在挖人更難了，醫院現在又有好幾個科室的主任位置空缺。”

　　在公立醫院工作，除了正常的工資獎金外，還有紅包、回扣等灰色收入，因而業內有一種説法：外資醫院的30萬年薪抵不上公立醫院10萬元年薪。九龍醫院院長劉峰表示，一些專家離開公立醫院的另一個顧忌，是可能失去隨公立醫院而來的學術地位。“一旦失去學術地位，就意味著專家的科研學術很難再有進展，在學術界將逐漸被自然淘汰。”

　　人才的短腿，嚴重限制著外資醫院的進一步發展。南京明基醫院執行長江明洲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醫院要長久發展，最重要的根基是人才，這更多的需要靠我們自己來培養。”但若沒有財團支撐，多數外資醫院對醫療人才的培養，依然是個奢望。

　　觀點交鋒

　　“擾亂市場”還是“鯰魚效應”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由於各地政府、主管部門和公立醫院負責人對外資醫療機構進入的觀點不一、心態複雜，導致各地在面對外資醫療機構時屢屢出現政策不一、政出多門的情況。一些地方，出於政績或其他考慮，盲目引進外資，無條件、無限制降低門檻或提供優惠政策，相應的監管卻沒有到位；在一些地方，則視外資為洪水猛獸，處處設卡、百般刁難，導致外資進入難、運營難。

　　反對者

　　外資醫療機構會“擾亂市場”

　　不少公立醫院負責人和學者認為，外資醫療機構進入中國市場的唯一動力是盈利，這和醫療機構本身的公益屬性是背離的。還有一些人認為，目前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醫療機構良莠不齊，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民營醫院的覆轍，進一步激化了尖銳的醫患關係。

　　一些公立醫院的院長則擔心，外資醫療機構的到來會爭搶公立醫院的高端份額，加劇公立醫院的生存困境。江蘇省人民醫院副院長孔祥清説，公立醫院承擔著繁重的醫療任務，以藥養醫將被逐步剝離，醫療服務價格和成本嚴重倒挂，而政府又只承擔目前醫院運營費用的僅5%左右。若外資醫療機構進入和公立醫院爭搶份額，將進一步加劇公立醫院生存和改革的難度。

　　支持者

　　引進外資將帶來“鯰魚效應”

　　引進國外醫療機構先進的管理模式，是主管部門引進外資的一大初衷。從目前的情況看，一些成功引進的外方管理的確極大地提升了醫院的管理效率，降低了運營成本。已在中國開出多家醫療機構、且目前運營得風生水起的和睦家醫院表示，自己的員工絕對不會出現“拿酒精棉花擦皮鞋”的事，其運營成本比國內的公立醫院至少低20%。

　　運轉順利的外資醫療機構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理念，還引進了國外先進的醫療觀念和醫療技術。如中美合作的浙益眼科中心不僅邀請了美方優秀的眼科專家前來指導，還多次送中方人員去國外先進醫院培訓技術，並曾率先將國際上最先進的植入性角膜接觸鏡技術引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