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房子”的實踐價值，恰恰在於提醒政府部門，把資源投放由終端向前端延伸，尤其在垃圾分類上面下工夫，走綜合處理、循環利用的路子。

　　因反對在阿蘇衛建設垃圾焚燒廠而出名的市民代表黃小山（網名“驢屎蛋兒”）自投14萬元建設的垃圾處理項目“綠房子”，日前在昌平區落成，月底即可投入使用。這是本市首個市民自辦垃圾處理廠。

　　“不是一味地站在那裏指責別人，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垃圾製造者，都有責任來尋求解決之道”。由市民自掏腰包的“綠房子”，見證了公民責任，也是對當下面對社會問題“人人都在罵，但人人都不幹”這種不良現象的有力反撥。

　　目前，在“垃圾圍城”的陰雲已經籠罩我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在一張衛星地圖上，非法垃圾填埋場已經成了北京的“七環”。垃圾壓力山大，近年來各地紛紛尋找出路，又出現了圍繞垃圾焚燒廠的“主燒”與“反燒”的激烈爭論與博弈。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所“綠房子”的出現，意義在於提供了一種新的垃圾處理方案：減量化、資源化。

　　垃圾種類五花八門，處理之道也不妨多種多樣。焚燒爐火熊熊的“紅房子”，進行的是集約化處理，吞吐量大、效率高，對北京這樣人口密度大、土地資源緊張的城市來説，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二惡英等環境問題。而對垃圾進行回收利用、分類分離的“綠房子”，無疑帶來了更加凸顯無害化處理的新可能。

　　當然，也應看到，“綠房子”基本上還是探索的試點，其處理能力也只能應對兩千戶左右居民産生的生活垃圾。“綠房子”作為依靠市民力量建起來的環保設施，如何保障資金投入，進行科學管理，實現長效運作，以公民個人的能力和熱情，顯然難以承擔垃圾處理這樣一個宏大社會工程。

　　何以解憂？唯有政府。這樣的垃圾處理創新需要政府支持，不僅因為“綠房子”所代表的垃圾處理體系，成本加起來估計十幾個億，非政府之力不能為；更是因為，“綠房子”背後所體現的社會責任和公民智慧，其實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公共責任、需要大力吸納的治理思路。只有公民行為與政府治理對接起來，才會造就垃圾處理的新契機。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岳經綸曾指出，目前我國處理垃圾的政府資源中，95%是用於末端的處理，比如焚燒廠和填埋場的建設，但是前端的廢棄、分類、回收、儲運、管理、再利用工作投入卻很少，這部分工作遠遠沒有到位。“綠房子”的實踐價值，恰恰在於提醒政府部門，把資源投放由終端向前端延伸，尤其在垃圾分類上面下工夫，走綜合處理、循環利用的路子。

　　面對京郊大地上一所向垃圾困局挑戰的“綠房子”，人們也希望有關方面能站出來，向公眾承諾一聲：“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