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週刊201126期封面

　　“過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學者對中國做了無數悲觀的預測，今天這種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現在國內還有一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他們認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樣，未來就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條，我把這種觀點稱為中國國內的‘中國崩潰論’，我想這種觀點也將崩潰，而且不需要20年”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戴聞名報道

　　現任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的張維為，曾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外交部翻譯室工作，擔任鄧小平的翻譯。

　　他説，那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寶貴的經歷。現在憶起小平，腦海中浮現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著，靜靜地抽著煙思考問題，目光注視著前方，一句話都不説”。

　　20多年之後、行走過全世界100多個國家的張維為進一步體會到，鄧小平之所以偉大，原因之一，就是“頭腦清醒”---“他了解百姓的願望，了解中外不同體制的長處和弱點，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在中國推廣，絕不能盲從”。

　　張維為認為，這一點對於今天認識中國崛起和中國未來同樣重要。

　　首先，“不管中國還存有多少問題，中國過去30來年所取得的成績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出色”，要自信地“沿著成功的道路繼續往前走”。其次，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都遇到過，“中國的問題都有解，天塌不下來”。

　　更重要的是，美國絕對不是中國的樣板---“我們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這種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

　　而在他眼中，中國最大的挑戰和風險，並不是常常被提及的貧富差距、腐敗、環境等等問題，而是中國人“自己打敗自己”。

　　我潛移默化受到“小平精神”影響

　　《瞭望東方週刊》：你曾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擔任鄧小平的翻譯。這段經歷對於你認識中國崛起和發展有何影響？

　　張維為：對我來説，這是一段非常寶貴的人生經歷，對我後來許多觀點的形成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主要是四個方面，一個是鄧小平的眼光，二是他的思路，三是他的清醒，四是他的大氣。

　　鄧小平是一個大戰略家和軍事家，具有超長的戰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談的是“一百天內，要怎樣怎樣”，鄧小平是“一百年內，要怎樣怎樣”，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長遠的戰略型政治家。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長遠的戰略定下了，近期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

　　鄧小平是一個思想者。他在我腦海中浮現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著，靜靜地抽著煙思考問題，目光注視著前方，一句話都不説。會見外賓前，他都要聽彙報，聽完彙報後他常有那麼一小段時間的思考狀態。他喜歡和別人談一些“自己腦子里正在轉的東西”，他的許多新思路經常能使人眼前豁然一亮。

　　鄧小平是一個頭腦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了解百姓的願望，了解中外不同體制的長處和弱點，堅持一切外國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經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再確定是否在中國推廣，絕不能盲從。作為一個人，他大氣，他樂觀豁達。他一生中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多次大上大下。一個杯子裏只有半杯水的時候，他總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現危機的時候，他總看到危機背後的機會。

　　所有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自己對許多中國和世界事務的認識和把握。我對中國崛起的研究，包括《中國震撼》的寫作，大概也潛移默化地受到了這種“小平精神”的影響。

　　“用人均GDP低來否定中國取得的巨大成績，是很膚淺的”

　　《瞭望東方週刊》：中國人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雖然GDP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值仍然非常低，甚至落後於一些非洲國家，這説明中國還是不行。而你提出觀點説，人均GDP這個指標並不能完全反映國家實力，需要重新認識，能否細談？

　　張維為：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過去説我們自己落後，是實事求是，今天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也要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我們講韜光養晦，應該是自信的韜光養晦，而不應是精神萎靡不振的韜光養晦。

　　一些人老是用人均GDP低來否定中國取得的巨大成績，是很膚淺的。只要實地走訪一下世界你就知道，人均GDP造成的誤差有多大。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是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里程碑事件，背後是中國的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舉個例子，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中國發達地區多數居民的住房水平已經超過日本。

　　我一直認為，所有涉及中國的排名，包括人均GDP等，只要融入兩個因素，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一是用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來計算，而不是用官方匯率來計算。

　　日本吃一碗麵比北京、上海要貴10倍，理髮也比北京、上海貴10倍。照官方匯率計算，日本賣面和理髮産生的GDP就比北京、上海高10倍，這樣計算肯定是嚴重失真的。所以我認為用貨幣購買力評價才能更靠譜些。

　　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英國經濟歷史學家麥得森。他做了跨長度的跨國比較，認為1992年中國事實上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日本。2009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了12個歐洲大國的總和，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等。

　　第二是中國人的房産。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置業傳統，住房自有率全球領先。我在上海坐出租車，喜歡跟司機聊天，他們普遍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但他們絕大部分都有房産。如果論資産，他們到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超過了當地50%人的資産水平。

　　過去30年，中國人總體財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無人可比。在歐洲，能拿到銀行房貸，就是對你中産階級地位的確認。在瑞士，如果你房産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階層。這種國際比較有利於我們真正讀懂中國崛起。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立足中國國情，大膽進行指標方面的創新，從而更準確地把握中國和世界的真實面貌。

　　《瞭望東方週刊》：房子是現在中國關注度最高的話題之一。有不少人説，中國現在房價這麼貴，年輕人和低收入階層都買不起，怎麼能説中國就已經崛起了呢？你怎樣看中國的房子和房價問題？

　　張維為：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坦率地説，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國，大學剛畢業就可以考慮買房子，女孩子可以坦然地把擁有産權房作為結婚的條件。就我了解的情況而言，世界上沒有一個發達國家達到這個水平。

　　我看過電視連續劇《蝸居》，裏面有一句經典臺詞：“我們倆加在一起都快70歲了，還沒有自己的房子。”這種話在瑞士沒人敢説，因為做不到。其實又有哪個發達國家可以做到這一點？一般西方國家典型的中産階級，一輩子最大的財産就是一套産權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為36%，是北京和上海的一半。

　　實事求是地説，國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某種意義上也展現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大多數百姓生活的改善。我們應該自信地肯定自己的成就，然後以創新的精神來解決存在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對於多數人來説，應考慮先租房，有了積累再買房，這也是國際慣例。當然房屋租賃市場需要更好地規範。考慮到中國人有世界最強的置産傳統，我們也需要探索解決住房問題的新思路。

　　比方説，我們可以把租售結合起來，租賃房屋達到一定的年限，租戶就可以優惠價格購買租賃的房子；我們也可以參照1998年房改，以建築成本價加一些條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給適合條件的年輕家庭，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有産階層。有恒産者有恒心，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非常有利，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和消費也是有益的。

　　《瞭望東方週刊》：有人説，現在有不少中産階級尋求移民海外，説明中國的安全感和吸引力不夠。你如何看待所謂的中産階級“移民潮”？

　　張維為：我不擔心這個問題。海外移民我接觸很多，我有一個粗略的計算，70%出去以後會變得更加愛國。在國內抱怨越多的，出去後往往轉變得越快，因為他們把國外想象得太好了，他們對美國的印像是好萊塢電影上看來的，和真實的美國差距很遠，結果出去後失望的很多。

　　過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發達板塊，你的財富可能已經增加了二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國，你的財富由於趕上了金融危機可能早已縮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錦還鄉都不容易了。錯過了中國迅速崛起的偉大時代和眾多機遇，至今都是許多海外華人的心頭之痛。

　　現在所謂中産階級移民，其實絕大多數都把根留在國內，包括自己的企業和資産等，因為他們也了解今後至少10年20年內，中國還將是世界上機會最多的國家。我們不必擔心移民問題，更何況現在每年流入中國的資金遠遠超過流出的資金。只要我們有一點中長期的戰略眼光，適度規模的移民對中國的利遠遠大於弊。出於各種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國了，他們以後回來也好，呆在國外也好，對中國都有好處，因為中國的利益已經覆蓋全球，需要更多的海內外華人來保護和推動。

　　美國崛起時也曾“禮崩樂壞”

　　《瞭望東方週刊》：今年中國社會接連出現了“藥家鑫案”、“染色饅頭案”等惡性事件，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些事件會影響你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樂觀判斷嗎？你認為中國應如何“創新社會管理”？有無可以借鑒的國際經驗？

　　張維為：這些案件的性質都非常惡劣，但放在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中，其實比例是很小的，不會影響我們對中國大局的判斷。這種事情，出一樁，抓一樁，社會就是這樣進步的。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道德滑坡，這是事實，但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這種滑坡慢慢會被扭轉過來的。

　　歷史上大國崛起都是這樣走過來的。美國崛起的時候，也出現了所謂“禮崩樂壞”的局面：一方面經濟繁榮，一方面各種道德敗壞的行徑劇增。今天的美國的藥品監察局等機構都是後來建立的，同時還設立一整套行政與法律制度，情況才有所好轉。但即使這樣，美國今天還是存在很多問題。根據2011年6月11日《紐約時報》的報道，美國每年因食品原因而住院的有32.5萬人，死去的有5000人。這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統計，美國的人口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還是一個發達國家，也就是這個水平。

　　當今中國政府的執行力比當時的美國政府和現在的美國政府都強。只要我們持續不懈地努力，是可以比美國做得好的。北京、上海等地現在的人均壽命和社會治安等指標都好于紐約就是一個證明。

　　這裡還要指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很多媒體為了抓眼球，把負面的事件無限放大，這種媒體生態需要逐步改變。另外，我們還需要一種比較成熟的心態。所謂成熟的心態，就是不要被媒體聳人聽聞的炒作忽悠。看問題一定要有概率觀念。沒有概率觀念，你連人行道上走路都不敢，因為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在人行道上行走時被車撞死，但這種情況的概率非常之低。

　　《瞭望東方週刊》：今年“兩會”之後，“頂層設計”成為中國政治領域的一個熱詞。你認為中央政府在進行“頂層設計”時，應該堅持什麼，特別注意和警惕什麼？

　　張維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國家，我們確實需要高屋建瓴、從長計議、深謀遠慮的戰略規劃。把這樣的規劃叫做“頂層設計”也可以。總體上我認為我們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這種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

　　以政治制度為例，我們可以更多地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這種做法明顯好于西方光是依賴“選舉”的制度。社會制度上，我們應該拒絕西方主張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抗的制度，而是建立社會與國家高度良性互動的制度。經濟上，我們要進一步完善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推動“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更好的結合。法律領域內，繼續推動依法治國，但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的弊病，力爭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興法治國家。我們要學習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好經驗，但一定要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自成一家。

　　我同時還認為，這種設計一定要務實，特別是全國範圍的設計，更應該是一種大戰略、大方向、大規劃的設計，而非完美的理想主義的詳細線路圖。實踐證明，後者的難度極高，因為設計所需要的信息總是不充分，各種變量太多，所以要麼設計不出來，要麼設計出來就被束之高閣。但我們體制未來的大方向、大戰略、大規劃是可以確定的，也是應該確定的。我們經濟改革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我們沒有詳細的路線圖，但我們有指南針。在大方向確定的情況下，我們鼓勵各個地方進行大膽地探索和嘗試，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雖不完美，但已經給世界帶來了強烈的震撼。

　　“不是讓麥當勞征服八大菜係，而是用八大菜係來吸納麥當勞”

　　《瞭望東方週刊》：你曾告誡國人，“不要被西方的話語體系忽悠了”，西方民主是一種“遊戲民主”，並不是中國的典範和楷模。現在很多中國人、包括精英階層在內，還是處處以美國為榜樣和楷模，你想對他們説什麼？

　　張維為：如果説二三十年前，一些人以美國為楷模，那還情有可原，因為我們剛剛經歷了文革，百業待興。但是今天還這樣，動不動就美國怎麼樣，只能是貽笑大方了。

　　20年前美國自由派學者福山寫了頗有影響的《歷史的終結》一書，認為歷史發展到了西方制度就終結了，但今年初他在《金融時報》撰文，題目是《美國沒有什麼可以教中國的》。這些精英也許可以讀讀這篇文章。他文章中的觀點並不都有道理，但他對今天美國模式的失望是真的。

　　這些人還可以讀一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寫的一些比較中國和美國的文章，他從上海回紐約，他的感覺是紐約更像第三世界，這和我的感覺差不多。美國有不少東西值得中國學習，但美國在不少方面今天也該向中國學習了。奧巴馬總統都悟出一些道理，但我們的一些所謂精英還轉不過彎來。奧巴馬提出了一系列模倣中國做法的建議，如建設高鐵、促進外貿、發展製造業、促進基礎教育等。

　　今天的中國可以自信地平視自己的對手，平視美國，心平氣和地看看人家的長處和短處，也看看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然後取長補短。

　　至於西方的“民主忽悠”，這是個“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事情。我把採用美國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希望到失望的，如泰國、蒙古、烏克蘭、吉爾吉斯坦等；還有一類是從希望到絕望的，如伊拉克、阿富汗、科特迪瓦、剛果民主共和國。

　　西方模式在300萬人的蒙古和500萬人吉爾吉斯坦都成功不了，怎麼可能搬到13億人口的中國？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歷史和文化底蘊太豐富了。把美國模式搬到中國大概就像用麥當勞文化改造八大菜係，怎麼可能成功？

　　我們對美國模式的態度，應該是借鑒其合理的地方，就像麥當勞，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但我們的基本立場不是讓麥當勞征服八大菜係，而是要用八大菜係來吸納麥當勞---把它的長處吸收過來，最終把它“收編”。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一個五千年沒有間斷的文明和過去30來年的成功經驗可以使我們有這樣的眼光和底氣。

　　《瞭望東方週刊》：現在不少中國人感覺，國外尤其是西方，仍然對中國不了解。如你所言，“中國崛起是個精彩的故事”，但他們並不知道。根據你在西方多年生活和講學的經驗，應如何深入人心地對西方講好這個故事？

　　張維為：中國崛起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事件，但我們還沒有把這個故事講好。這涉及的不僅是對外如何講好中國的故事，也包括如何向國人解釋中國的一切。我看關鍵是要抓緊形成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建設。

　　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話語的崛起，我們需要形成屬於自己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系應該是全面的，也就是説能解釋中國的成績、問題和未來。這種話語體系也應該是透徹的，也就是説，能把事情説清楚，中國普通百姓能聽懂，外國人也能聽懂，哪怕他們不贊成。這種話語體系應該是強勢的，因為挑戰我們的西方話語是強勢的，我們需要用比較強勢的話語進行回應，我們文明的底蘊也使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的話語體系還應該是中國的，也就是説要接中國的地氣，成為民族的、文化的、中華文明的東西，從而為盡可能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我們確實需要大力改進對外宣傳，因為許多對外宣傳的方法太陳舊，我們應該多用外國人可以理解的觀念和方法來介紹中國。但這還只是個戰術層面的事情，我們需要不斷去做，也會起一定的作用，但它還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解決根本的問題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的實力，我感覺西方是最承認實力的，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現在他們已經看到了中國硬實力的增長，所以西方對中國更加尊重了。中國話語體系這樣的軟實力加強了，他們也會尊重。所以我主張以比較強勢的話語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挑戰。

　　比方説，美國人老在那裏批評中國人權，我們為什麼不反問一下：“你在伊拉克已經殺害了十幾萬平民，這是大規模地侵犯人權。對這個問題，你們至少也應該向國際社會、向伊拉克人民作一個解釋，否則你們怎麼有資格來和我們談論人權問題呢？”

　　我想這樣的話語不是簡單地調侃美國，而是陳述事實，也會得到多數西方民眾的理解，甚至支持，因為西方大部分人也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

　　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最終可以更加瀟灑，逐步把解釋中國的許多工作交給西方。中國相對成功的經驗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從事中國模式研究。最終哈佛、耶魯的教授都會來研究中國模式，實際上這種趨勢已經出現。對於國內那些只知以西方唯馬首是瞻的所謂精英，恐怕也只有採用這個辦法，等到他們崇拜的美國老師都改變了想法，他們的觀點大概也會改變了。

　　國內的“中國崩潰論”不出20年也會崩潰

　　《瞭望東方週刊》：你是“中國模式”的堅定支持者。中國發展到現在，成就很高，問題也很多。你認為中國下一步應該最先應對的挑戰是什麼？最大的風險來自哪？

　　張維為：我個人認為最大的挑戰和風險，至少從目前來看，是要防止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今天面臨不少問題，有些還很嚴重，如果我們不去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同樣，如果我們自己亂了方寸，以為這些問題意味著天要塌下來了，國將不國，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而且我認為後者是今天中國面臨的更為迫切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一定要加強國人的自信，沿著自己的成功的道路繼續往前走。不管中國還存有多少問題，中國過去30來年所取得的成績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出色。

　　中國面對很多挑戰，但我還是這個觀點：中國面對的所有問題，貧富差距、腐敗、環境等等，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國家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天在這方面出現的情況也並不比他們當時更嚴重。我們也有可能解決得更好。對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態度是：先肯定、再改進，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績，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中國的問題都有解，天塌不下來。

　　我走了100多個國家，有時候真是感嘆其實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問題與多數國家比已經屬於不同層次的問題了：多數發展中國家還沒有高速公路，而我們是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的高速公路網之後的收費問題；多數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出現農民工現象，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的城市化，而我們是在討論農民工第二代的教育問題；在發達國家，30來歲擁有房産對於多數人是不可思議的，而我們討論的已經是80、90後的産權房問題。在發達國家絕大部分人一輩子最大財富就是一套産權房，而我們多少家庭已經擁有了兩套房産。我們應該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績，然後再自信地去解決各種問題。

　　《瞭望東方週刊》：你曾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中國悲觀論”一定會破産。是基於什麼樣的判斷，讓你對於中國前途如此樂觀？

　　張維為：中國模式産生於大規模的國際競爭，競爭産生的東西都厲害，所以我比較看好中國模式。

　　過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學者對中國做了無數悲觀的預測，今天這種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已經崩潰。現在國內還有一些人只認同西方模式，他們認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樣，未來就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條，我把這種觀點稱為中國國內的“中國崩潰論”，我想這種觀點也將崩潰，而且不需要20年。

　　我在《中國震撼》中建議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來理解中國，也就是説中國的崛起有自己文明的演變邏輯和發展週期，否則無法理解和解釋中國崛起。從中華文明發展的大週期來看，中國現在正處在國力全面上升的階段，甚至可以説是全面上升過程中的初級階段，所以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後面。

　　中華文明有自己獨特的智慧，其中之一就是講“勢”，講“大勢”。大勢一旦形成，就是“大勢所趨”。“大勢”就像大潮，會有反方向的浪花，會有逆流，但浪花也好，逆流也好，都扭轉不了“大勢”。唱衰中國的人不懂這個，所以對中國的預測總是出錯，一錯就錯了20多年，錯到今天西方很多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都不敢預測中國了。

　　中國媒體應該突破西方新聞觀

　　《瞭望東方週刊》：現在社會上對於媒體的角色有讚譽，也有批評和質疑。你覺得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矛盾凸顯的時期，媒體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和立場來報道？

　　張維為：我們的一些媒體確實出了問題，特別是這兩年，把一個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國家描述得一片漆黑，這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厚道的。

　　這類媒體出問題大概是兩個原因，一是過分的市場利益的驅動。聳人聽聞的負面新聞總是更容易抓人眼球，獲得更大的讀者群；二是西方新聞觀的過度影響。西方媒體喜歡負面報道，認為這才是新聞。

　　其實中國媒體人完全可以超越西方這種僵化的新聞觀。我們的新聞原則應該是實事求是，好的就説好，壞的就説壞，又好又壞的，就説又好又壞，為什麼一定要偏向消極面呢？即使報道壞的新聞，為什麼不能也報道光明的一面呢？這就像一個人生了重病，你可以從消極角度對他説，你倒楣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從積極角度説，好好養病，既來之，則安之，爭取早日康復。這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西方媒體給人感覺似乎心裏有點陰暗。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説，英國人脾氣古怪者多，除了因為英國日照少，恐怕也和媒體“消極報道綜合徵”有關，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當然如果多數英國人都是這種價值偏好，我不持異議。

　　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喜歡樂觀豁達的人，中國人看電影也大都喜歡給人以希望的結局，甚至大團圓的結局。這不是價值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歷史形成的集體價值偏好。這也許是“文明型國家”的獨特智慧，因為從歷史大趨勢來看，樂觀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來。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與這種集體性格有關。

　　西方新聞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現在也影響了中國媒體的價值評判。我們的一些媒體把許多個案問題誇張成了中國的普遍問題，結果在民眾中造成了“消極報道綜合徵”。這裡有個哲學理念上的差異，中國人的哲學觀總是從整體出發來看個體，西方哲學觀一般只注重個體，結果就造成了認知上的巨大差別。

　　我們的媒體應該突破西方新聞觀，實事求是地報道中國，既見樹木，也見森林，使自己寫出來的東西能更加準確地反映中國的現實。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大變革的時候，每天都會有負面的事情出現，但也會有更多正面的事情出現。偉大的社會變革就是這樣實現的。在這種大變革時期，我們特別需要有歷史眼光的、更理性客觀的中國媒體和中國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