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領導是我們這一類型的黨組織的最高準則”——毛澤東

　　1921年夏，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結束最後一天會議。黨的一大的召開，宣示了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立。

　　當時，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和地方組織尚不健全的情況，黨的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新生的中國共産黨由此邁步，歷經了90年風霜雪雨的考驗。其間，黨的中央核心領導層，對於實行集體領導制度的認識不斷深化。特別是經過沉痛教訓的洗禮，黨的中央集體領導逐步走向制度化、規範化。

　　1980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規定：“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袖觀，向來不把領袖看作為個人，而是視為一個集體，或稱領袖群”，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教授對《瞭望》新聞週刊説，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始終將集體領導作為一種根本的價值取向和黨組織的最高準則。其間，積累了經驗也吸取了教訓。新時期，尤其是站在建黨90週年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央集體領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對於黨和國家事業的興旺發達、人民群眾福祉的增進，更顯至關重要。

　　探索、成型、成熟、曲折

　　接受本刊採訪的多位黨建專家表示，一個黨領導體制的探索、建立和完善，絕非一夕之功。中國共産黨的中央集體領導制度，也隨著黨的發展成熟而不斷推進，其間經歷了幾大階段。

　　第一階段，1921年黨成立之初～1935年遵義會議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産黨在組織上並不成熟。陳獨秀、王明等作為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曾經背離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使革命事業遭到慘痛損失。

　　然而此時中央集體領導也並非絕無建樹。“1927年黨的五大，確立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中央集體領導的基本體制”，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説，“可以説這一時期是黨中央集體領導體制的探索階段。”

　　第二階段，1935年遵義會議後～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是中央集體領導體制逐步成型的時期。遵義會議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集中解決了黨和軍隊的領導權問題，挽救了黨和紅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得到了共産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回憶民主革命時期黨的歷史時曾説：“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第三階段，1938年～1956年這長達18年的歷史時期，被黨建專家認為是中央集體領導體制最為成熟、輝煌階段，是一段“閃亮的日子”。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選舉産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19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上，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史稱“五大書記”。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國共産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

　　“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政治上成熟、年富力強、經驗豐富、卓有作為。其後，結束抗日戰爭、迎接國共談判、領導解放戰爭，‘五大書記’的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達到了輝煌的階段。”張希賢説。

　　新中國成立後的前7年，在中央集體領導下，進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五大運動，並順利完成“一五”計劃。

　　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強調要擴大黨內民主，堅持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在八大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時指出：“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産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只有聯絡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便於儘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

　　“這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堅持民主集中制，實行集體領導，黨內民主建設穩步發展。薈萃了中央集體領導體制的閃光點。”張希賢認為。

　　第四階段，從1957年反“右”擴大化直至“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最終導致黨內民主乃至黨的整個事業遭受嚴重挫折。

　　“中國共産黨是一個注重集體領導的黨。這在黨的各個歷史時期不斷強調健全完善黨委制、反對個人獨斷等舉措中，可以得出明確結論。”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陳雪薇對本刊記者説，“但是由於社會背景和時代條件的局限，以及領導人自身的素質、思想起伏、對情況判斷的準確程度等多重復雜原因，中央集體領導的實踐在這一時期出現了曲折，走了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