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2日，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停止了一生不倦的思索。5月30日，近千人趕到八寶山，用鮮花和淚水送了他最後一程。一個月後的今天，因為有許多不得不説的話，因為有太多化不開的思念，大家又從四面八方聚在一起，以追思會的形式，來盤點那些他未竟的事業……

　　更多的人知道徐蘋芳，是因為他在文物保護領域的大聲疾呼。“經濟建設要給遺産保護讓路”、“無論什麼情況下，保護都是第一位的”等旗幟鮮明的觀點被媒體廣泛報道。

　　曾經一起並肩戰鬥、打贏了一場又一場文物保護仗的張忠培先生，説自己是從徐蘋芳那裏開始意識到考古學家應該投入到文物保護的事業中。“我原來認為考古就是專業研究，等當上了故宮博物院的院長，幾個月遇上了兩次小偷和一把火，才意識到，離開保護什麼都是空談。”

　　從上世紀80年代晚期起，為保護好地下與地上文物，徐蘋芳幾乎走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從三江平原到黃河兩岸，從長江上下游到新疆的戈壁與綠洲，從大的歷史文化名城到山間的村落，都留下了他嘶啞卻擲地有聲的堅持。大到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大型建設，小到廣州南越王墓這樣的個體保護，當文物保護與經濟利益發生衝突時，他總是敢怒敢言，據理力爭，從不妥協。

　　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還記得徐蘋芳先生抱病參加的最後一次會議——故宮修繕工程專家諮詢委員會的第七次全體會議，“徐先生一直努力維護故宮的完整性，被佔用60年的明代文物、我國唯一的明清兩代皇家道觀大高玄殿能夠最終移交給故宮博物院，全靠老先生們堅持不懈的努力。”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説起徐先生的去世，幾近哽咽。“前一陣子北京修六號地鐵線，原來的方案居然要穿過故宮，幸虧老先生們一直反對。對於北京這座老城來説，能有今天的保護成就，徐先生功不可沒。”

　　徐蘋芳先生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第五任所長，也是在夏鼐之後對考古所的發展重新進行了重要規劃的所長。身為第八任所長的王巍説，集合全國力量正在進行的文明探源工程正是當年徐先生為考古所制定的重大課題之一。在上個世紀，他就能高屋建瓴地提出“文明起源課題”，顯示了他卓越的學術見識。而中外合作進行考古、中外合作進行學術研討也是由徐先生開風氣之先。

　　如果説徐先生是帶著遺憾離開的，那一定是因為學風——他在起草考古學科的“十二五”規劃時，堅持要將這段話加進去：伴隨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城市化進程，考古機構普遍面臨著配合基本建設搶救性田野考古工作量劇增、壓力過大的困境，自主開展的科研被迫壓縮為最小乃至於無……原本具有普及教育、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作用的學術成果經常被錯位綁架到為發展經濟服務的軌道上來，從而喪失了學術的嚴肅性。

　　他本是一個謙謙君子，有著從容的淡泊，可是因為急學科發展之所急，急文化遺産保護之所急，他又是那樣的憂傷，那樣的焦慮……

　　斯人已遠去，猶存擲地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