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6月21日電（記者黃玫、鄭曉奕）“奔月”大半年的嫦娥二號衛星6月9日從月球“逃逸”，一路奔向離地球更遠的深空。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馬興瑞看來，這次讓嫦娥二號“超期服役”進行拓展性探測試驗，將為探月工程後續任務嫦娥三號、嫦娥四號乃至深空探測奠定堅實的基礎。

　　想到今後一系列的航天任務，他深感中央企業肩上擔子不輕。“作為國有企業的骨幹，我們的事業事關國家安全、大國地位、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倘若倒退30年，馬興瑞絕對想不到，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能夠煥發如此巨大的生機活力，在國民經濟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號角吹響之前，國有企業統一由國家直接經營，集體經濟按“政企合一”的辦法管理，個體和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幾乎全部消失。

　　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經濟體制開始變革：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在城市，以“放權讓利”為中心，擴大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國企改革邁開步伐。

　　“摸著石頭過河”的國企改革，最初的一塊石頭是“放權讓利”。為衝破“大鍋飯”的分配製度，1979年7月，國務院印發文件對擴權內容予以明確，在利潤分配上，給企業一定比例的利潤留成；在權力分配上，給企業一定的生産計劃、産品購銷、資金運用、幹部任免、職工錄用等方面的權力。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搞活企業，特別是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將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地分開，同時實施計劃體制、價格體制、國家機構和勞動工資制度的配套改革。

　　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在一場溫馨的“火鍋宴”後打開了“禁區”。1979年1月17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到一個月，鄧小平約見胡厥文、鬍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界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邊吃火鍋邊談話，第一次提出“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落實政策以後，工商界還有錢，有的人可以搞一兩個工廠”，“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

　　突破“禁區”後，理髮、修鞋、磨刀等一批城市個體戶在街頭誕生，非公有制經濟開始得到恢復和發展。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確定了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地位。

　　在農村改革、國企改革等微觀層面的改革得以啟動的同時，宏觀層面的財稅制度隨之推進。在利改稅完成後，以“分灶吃飯”的分權方式擴大地方政府的經濟資源支配能力。1988年，為了配合國有企業普遍推行的承包經營責任制，開始實行多種形式的地方財政包乾辦法。

　　服務於經濟的金融體制也在不斷“破冰”。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相繼恢復成立或獨立運營。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成立，以産業分工為特徵的專業銀行機構架構初步形成，金融機構從一元化轉向多元。

　　1990年12月19日，黃浦江西岸，上海證券交易所敲響了第一記開市鑼聲，中國資本市場揭開了歷史序幕。

　　如果説之前12年的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是為企業發展鬆開種種束縛的“繩索”，那麼這之後20多年的改革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國企改革紛紛提速，國有企業、國有商業銀行、民營企業積極進行股份制改造，努力建立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