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偉壯觀、莊嚴肅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巍峨聳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紀念碑的正面是毛澤東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澤東起草、周恩來題寫的碑文。

　　碑座四週的大型浮雕，生動地表現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前赴後繼、頑強不屈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民族精神，中華兒女那一幕幕可歌可泣、浴血奮鬥的景象真實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毛澤東同期聲】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1840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中國共産黨一經成立，便在共産國際的幫助和指導下，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逐步探索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

　　1922年7月，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首次明確提出黨在現階段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

　　為了實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目標，中國共産黨首先把開展工人運動作為主要任務。

　　在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全國工人運動很快掀起了第一次高潮。以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在13個月的時間裏，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

　　在以主要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中國共産黨也派出力量發動和領導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

　　彭湃，出生於廣東海豐一個大地主家庭。為了革命事業，他散盡家財，脫下長衫，穿上粗布衣裳，腳蹬草鞋，隻身深入農村，開展農民運動。在他的推動下，海陸豐的農民運動蓬勃開展起來。這種新式的農民運動，在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前是不曾有過的。

　　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引起了反動統治者的恐慌。1923年2月7日，此前一直標榜“保護勞工”的直系軍閥吳佩孚，血腥鎮壓了京漢鐵路沿線的罷工工人。共産黨員林祥謙、施洋先後英勇就義。

　　駭人聽聞的血案，使工人階級遭到一次嚴重的打擊。血的教訓暴露出年輕的中國共産黨還缺乏革命鬥爭的經驗，同時也表明，單靠無産階級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的，必須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

　　此時，孫中山領導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在幾經挫折後，也在尋找新的革命同盟者。共産黨人的組織能力和革命氣概給他以深刻的印象。他曾對宋慶齡説，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在共産國際的推動下，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提出，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決定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合作，共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半年後，在孫中山的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賦予三民主義思想以新的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國共合作的實現，很快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開創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局面。

　　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提出了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對國民革命高潮的到來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1925年5月，五卅運動爆發。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五卅運動的狂飆迅速席捲全國，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給了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擊。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産黨也得到鍛鍊和發展。黨的四大時黨員只有不到1000人，到年底就達到1萬人。

　　五卅運動掀起的革命風暴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了一次集中的檢驗。它們在運動中紛紛登臺亮相，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

　　毛澤東在1925年12月1日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

　　【李捷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這篇著作是我們黨比較早的，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原理，深入地剖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回答了當時中國革命最緊迫也是最基本的問題。

　　1926年7月，由國共兩黨成員共同領導和組成的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發，開始了北伐戰爭。在沿途工農群眾的踴躍支持下，一路勢如破竹，在不到1年的時間裏先後擊敗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部隊，控制了幾乎大半個中國。

　　北伐軍的勝利進軍也推動了工農運動的高漲。“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的旋律從城市傳遍山鄉。特別是沿途省份的農民運動，空前地發展起來。如何看待這場急風暴雨般的農民運動，一時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

　　1926年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鮮明地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1927年1月4日起，為了進一步回答當時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責難，他步行700多公里，在湖南做了為期32天的實地考察，寫就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

　　在這篇著名文章中，毛澤東熱烈讚頌農民群眾推翻鄉村封建統治勢力的革命行動和歷史功績，闡明了農民鬥爭同中國革命成敗的密切關係。

　　文章發表後，許多報刊相繼轉載。漢口長江書店出版了單行本。瞿秋白為此撰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認為“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的這本書”。

　　然而，隨著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大革命的形勢很快就急轉直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兩三天內，上海工人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

　　在關鍵時刻，黨的五大在武漢召開。大會提出了爭取無産階級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確的原則，但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挽救革命指明方向。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産黨人和革命群眾。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運動遭到殘酷鎮壓。據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國民黨及其他反動勢力屠殺的共産黨員和革命群眾有31萬多人。

　　在嚴峻的考驗面前，英勇的中國共産黨人並沒有被白色恐怖所嚇倒、所屈服，而是從地上爬起來，又投入新的戰鬥。一些追求進步、嚮往真理的人士，如徐特立、賀龍、彭德懷等，在危急時刻毅然決然地加入了共産黨。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屠殺共産黨人，中國共産黨被逼上梁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中國共産黨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南昌起義標誌著中國共産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後來，8月1日這一天被確定為人民軍隊的建軍節。

　　一週後，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進一步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34歲的毛澤東振聾發聵地提出：“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這份八七會議記錄見證了血雨腥風中共産黨人不屈不撓、從血泊中勇敢站起來的壯舉，也見證了中國革命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折。

　　八七會議後不久，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的目標最初定在攻打長沙，但是起義部隊很快就遭到敵人的猛烈反擊，損失慘重。攻打長沙的計劃，顯然是行不通了。

　　毛澤東當機立斷，立即改變部署，決定部隊南下，轉向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山區。

　　9月下旬，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麓的寧岡、永新進發，到那裏去落腳，做一個“革命的山大王”。這是一個關乎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決策。從進攻大城市到向農村進軍，成為中國革命歷史上有決定性意義的新起點。

　　9月29日，部隊來到江西永新三灣村。在這裡，前委對部隊進行了整編，確定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建立了軍隊內的民主制度，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誕生了。

　　1927年12月11日，中國共産黨又發動了廣州起義，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進行了英勇的反擊。在此前後，中國共産黨還先後在海陸豐、鄂豫邊、湘鄂西等地區領導了近百次武裝起義。許多被稱為“紅色政權”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就是在這些起義中誕生的。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和湘南起義農軍1萬餘人陸續到達井岡山。朱毛兩軍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壯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力量。從此，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開始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面旗幟。

　　1928年6、7月間，中國共産黨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在繼續把城市工作的復興視為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的同時，肯定了農村根據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發展基礎和重要力量。

　　1928年10月，毛澤東主持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並執筆起草了大會決議案，初步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和紅色政權理論，有針對性地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

　　此後，毛澤東又于11月25日向中央寫報告，進一步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這就是著名的《井岡山的鬥爭》。它和後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起，標誌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

　　堅持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必須建設一個堅強的無産階級政黨和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1929年底，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8個決議案，統稱《古田會議決議》。《決議》創造性地解決了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産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黨絕對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

　　【李君如　 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不管是工人出身的黨員還是非工人家庭出身的黨員，都能夠為黨的事業奮鬥，就是因為我們堅持了毛主席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麼一個原則。

　　隨著革命新道路的開闢，中國革命形勢開始好轉。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起來。到1930年夏，全國已有十幾塊農村根據地，紅軍發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約10萬人。

　　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惶恐不安。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紅軍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起的四次大“圍剿”，其他根據地也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

　　在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的情況下，1931年11月在瑞金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主席。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先後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在“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下，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遭受空前嚴重的失敗，紅軍和根據地損失了90％，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幾乎損失了100％。

　　在黨和紅軍面臨生死存亡考驗的危急關頭，黨領導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驚心動魄的遠征。

　　長征初期，“左”傾錯誤仍然支配著黨和軍隊。湘江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圍殲中央紅軍的企圖，但是紅軍也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路線在中央的統治。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

　　擺脫了錯誤羈絆的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正確指揮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征服皚皚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重重封鎖，粉碎了上百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克服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勝利到達陜甘寧地區，實現了空前的戰略大轉移。

　　1935年10月，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十幾個省的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中國革命的新局面由此開始。次年10月，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和將臺堡地區會師為標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就在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圍剿”革命根據地的時候，日本侵略者肆無忌憚地用武力大規模進攻中國。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國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實行不抵抗主義和妥協退讓的政策，致使110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淪陷。

　　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産黨率先舉起抗日的旗幟，並領導東北抗日聯軍等開始英勇抗戰。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裏，陳列著一個粗瓷大碗，它是革命英雄趙一曼曾經使用過的，已經成為國家一級文物。

　　1932年，趙一曼受中共黨組織的委派，告別了三歲的幼子，來到白山黑水之間，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抗日鬥爭。1936年不幸被捕後，面對日軍慘無人道的嚴刑拷打，她寧死不屈、視死如歸。

　　慷慨就義前，她給孩子留下遺言：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1935年，日本入侵中國華北地區，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學生們悲憤地喊道：“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國共産黨的號召和領導下，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示威遊行，中國人民被壓抑的愛國情緒猛烈地爆發出來。

　　不久，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決策，並呼籲全國同胞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但蔣介石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不斷對外妥協，繼續對紅軍進行“圍剿”。

　　1936年12月12日，為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毅然實行“兵諫”，扣留前來西安逼迫他們攻打陜甘紅軍的蔣介石。為了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中國共産黨從民族大義出發，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

　　1937年7月7日，日軍炮轟宛平縣城、進攻盧溝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第二天，中國共産黨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

　　9月，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

　　抗日戰爭開始後，針對“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觀點，1938年5、6月間，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的講演，集中全黨的智慧，系統闡明了持久抗戰的總方針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産黨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始終站在抗日鬥爭的最前線。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在極端殘酷的條件下奮勇作戰。在密密的叢林裏，在高高的山岡上，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之中。

　　中國共産黨人以自己的堅定意志和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

　　然而，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頑固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中國共産黨堅持團結抗日，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的反共高潮。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澤東先後撰寫了《〈共産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完整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遠在大西南的聞一多讀到這些著作後，頗有感觸地説道，我們一向説愛國、愛國，愛的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個烏托邦的影子。讀了這些書，對中國的前途漸漸有信心了。

　　在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時，中國共産黨的自身建設和黨員隊伍也得到了鞏固、發展和壯大。到1938年底，黨員人數已從抗戰初期的4萬多發展到50多萬。

　　1938年9月至11月，中國共産黨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議上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號召全黨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提倡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一年後，毛澤東又提出要“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産黨”，並把這一艱巨任務形容為一項“偉大的工程”。

　　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中國共産黨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是加強黨的建設的一個創造，也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絡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開始在全黨範圍內確立起來。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黨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形成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形成了理論聯絡實際、密切聯絡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這些重要成果，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産生了深遠影響。

　　在黨的隊伍發展壯大的同時，中國共産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也在不斷發展壯大。到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由抗戰開始的5萬人發展到50萬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總人口接近1億人。抗日根據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潔的景象，同國民黨統治區政治專制、吏治腐敗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越來越多的人從抗日根據地看到了未來中國的希望。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産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

　　中國共産黨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七大後兩個多月，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侵華日軍128萬餘人向中國投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戰場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對日本侵略者的徹底覆滅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為了贏得這場勝利，中華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據不完全統計，戰爭期間，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

　　【葛東升　 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中華民族才堅強地走過艱難歲月，迎來了走向民族復興的新起點。

　　抗戰勝利後，為了爭取和平民主新局面，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大公報》發表的社評字裏行間都洋溢著喜悅之情：“毛澤東先生來了！中國人聽了高興，世界人聽了高興。無疑問的，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

　　經過43天唇槍舌劍的交鋒，雙方簽訂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確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但是，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建國並沒有到來，中國共産黨和民主黨派爭取和平民主的努力最終未能阻止蔣介石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的步伐。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協定，國民黨軍以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悍然挑起全面內戰。

　　此時的形勢極為嚴峻。當時，國民黨軍的總兵力為430萬人，裝備精良；而人民軍隊的總兵力僅為120萬人，裝備很差。國民黨的兵力還控制著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幹線，以及全國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他們揚言要在三五個月內消滅人民軍隊。

　　然而，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一場反人民反革命性質的戰爭，遭到了包括國民黨統治區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極其不得人心。這就註定了蔣介石集團的必然滅亡。

　　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逐步扭轉了戰場形勢。

　　1947年3月18日晚，在國民黨軍進攻延安已清晰可聞的槍炮聲中，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動撤離延安，轉戰陜北。在極端艱苦而險惡的環境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中央軍委，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從容地指揮著全國各個戰場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行動，取得了一個個重大勝利。

　　1947年6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10月10日，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響亮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同日，中共中央批准公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旗幟鮮明地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僅僅一年後，解放區就有近9000萬農民分得了土地。翻身獲得解放的農民自覺地在黨的周圍團結起來，迸發出難以估量的革命熱情，為人民解放戰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援。

　　伴隨著國民黨軍事失敗而來的是其經濟上、政治上的失敗。為了發動內戰，國民黨政府大量舉借內外債，增加各種苛捐雜稅，無限制地發行紙幣。1948年8月，法幣發行額比1937年增發47萬倍，物價上漲700多萬倍，人民處於饑餓和死亡的邊緣，除了拼死反抗之外，再無出路。

　　中國共産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開闢了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第二條戰線，推動廣泛的愛國民主運動，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敵作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倡議，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熱烈響應。是年8月起，海內外著名的民主人士克服重重阻礙，陸續來到東北和華北解放區。

　　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等55名民主人士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認定中共提出的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符合於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表示“願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為推進革命，建設新中國而盡力。

　　此時，人民解放戰爭已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決戰階段。從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西柏坡的四間小平房裏，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宏大的革命氣魄和高超的指揮藝術，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

　　這是一場中國戰爭史上空前的，也是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大決戰。三大戰役共進行了142天，殲滅國民黨軍173個師，共計154萬餘人。國民黨政權賴以依靠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摧毀。

　　1949年3月，中國共産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從當年的影像中可以看出，在全國即將解放的形勢下，黨的領導人是怎樣的欣喜與歡快。

　　全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採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新中國從農業國到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在會上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我們命令你們：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向尚未解放的廣大地區舉行規模空前的全面大進軍。隨著百萬雄師強渡長江，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頃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延續了22年之久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宣告覆滅。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僅在革命戰爭年代犧牲的革命先烈就有約2000萬人，有名可查和其家屬受到優撫待遇的烈士有370多萬人。

　　他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人民共和國的豐碑，他們的歷史功績將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在歷經了長達28年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之後，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建國大業正式提上了具體日程。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莊嚴宣告：

　　“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它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

　　會議決定定都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確定五星紅旗為國旗；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

　　至此，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在幾經挫折之後，終於在中國共産黨的正確領導下，通過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迎來了最後的勝利，一個嶄新的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在世界的東方。

　　（據新華社北京6月2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