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科大校長朱清時接受媒體群訪。從不缺少外部關注的南科大，現在卻面臨辦學理念之爭等重重內憂。(週游/圖)

　　●朱清時曾把南科大比喻成一流別墅，這所尚在搭建的“別墅”已接納第一批“住客”，然而，作為關鍵“磚頭”的教師團隊仍在招募

　　●在至今沒有副校長、諸多行政架構缺失的情況下，朱清時不得不親自處理許多細節事務，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員工的工資

　　自2011 年3 月開學開始，位於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一直處於輿論關注的中心。6 月初45名學生缺席高考，更引起社會各方的熱烈討論。

　　熱議中，一件波瀾不驚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在內的4 名協助創辦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學教師，在開學前後，便已先後離開了南科大。

　　核心籌建團隊成員帶著失望離去

　　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該如何走?中國國情和教育的普遍規律之間，到底應該如何權衡?在改革者和改革者之間，路徑和策略的爭論，往往更容易決定改革的成果。

　　創校之初，南科大明確把香港科技大學作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與南科大簽訂的合作協議框架下，李曉原等3 位對高教改革懷有濃重情結的教授，來到南科大協助籌建工作。

　　面對採訪，幾位港科大老師並不掩飾，他們是帶著失望離開的。在這場悄無聲息的離開背後，隱含著一場內部的激烈爭論南科大的辦學策略和路徑，籌備工作進展的緩慢，應何時開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們的強烈質疑。

　　朱清時曾把南科大的創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別墅，“那麼從每一塊磚頭開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標準來選擇。”目前，這所尚在搭建之中的“別墅”，已經迅速接納了第一批“住客”首屆教改實驗班的45 名學生。然而，作為關鍵的“ 磚頭”的教師團隊仍在招募中。目前的授課教師，僅有兩人為全職聘任，其餘皆為兼職。

　　而吳家瑋及該校教授李曉原、李澤湘、勵建書都認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違背教育規律。這幾名從2010 年春天開始前來協助南科大辦學的老師，堅持認為在正式招生、開學之前，必須將教師團隊、培養方案、管理規範等全部制定完備。“你不能還沒有設計圖紙就開工建設什麼一流別墅，更不能別墅還沒建好就讓‘住客’入住。”李曉原説。

　　但對於南科大校長朱清時來説，10 年的中科大校長生涯令他意識到，招生的時機稍縱即逝，而優秀的人才，則同時被內地多所大學激烈爭奪。他認為，在中國內地辦大學，必須採取“邊開車，邊鋪軌”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備。最終，雙方無法統一意見。

　　一直以來，南科大作為高教改革的探路者，面臨的外部環境不容樂觀。“我原來以為南科大教改實驗的阻力會來自外部，沒想到最大的問題和爭議出在內部的辦學策略上。”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説。

　　多名院士南科大不見蹤影

　　著名物理學家陳應天院士、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以及李曉原、李澤湘、勵建書等3位港科大教授的名字都在南科大“消失了”

　　“南科大首屆教改實驗班第一學期共開設微積分、線性代數、普通物理、計算機科學、英語、國學經典導讀、社會學以及比較現代化8 門學科。這些課程的內容堪稱完美。”這是在高考前夕廣為流傳的南科大學生公開信中的句子。此後，又有多名學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對學校的教學管理非常滿意。

　　然而，按照一位南科大老師的説法，這個班的第一學期是在“連滾帶爬”中開學的。

　　2010 年12 月，朱清時發出“致報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長的一封信”，宣佈開始自主招生。信中説，“我們已經做好了首期教改實驗班的師資準備，聘請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擔教改實驗班的教學工作。”

　　但是，“聘請”的教師，都是兼職。當時的南科大並沒有一名全職教授。

　　2011 年年初，從清華退休的張賢科教授和從華中科大退休的李元傑教授，與南科大簽訂了全職合同。前者擔任線性代數的教學任務。

　　李元傑教授和唐叔賢院士共同教授物理課。從朱清時的公開信中可以看到，這門課的老師原定為陳應天教授。但是在開學前，由於理念分歧等原因，陳應天也淡出了南科大的工作。

　　原計劃講授微積分課的張景中院士，依然在授課教師名單中。但他事務繁忙，同時兼有廣州大學計算機教育軟體研究所所長以及四川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的多個職務，無法每週到校講課。因此，在臨開學前，學校找來了一位來自美國、恰好正在學術休假的教授“救火”。

　　與之類似，同時兼職至少四份的陳國良院士，也依然擔任了計算機課程的教學任務，但他請來了3 位教授組成“教學團隊”。負責通識教育課程的丁學良教授如約開設了“比較現代化”，但南科大學生證實：丁學良並不能做到每週來上課，“他每月來一次，一學期一共上4 次課”。

　　對於這些情況，港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並不滿意。“根據我的教學經驗，5門課就應該是5個教授，怎麼能那麼多老師?”

　　對照一年多以來的學校公告和媒體報道，可以發現除幾位港科大老師和陳應天教授外，還有多個曾經出現過的名字最終“消失了”，其中包括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等等。

　　與教師團隊類似，南科大的規章制度、行政架構、培養計劃、學術委員會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實驗室也沒能準備好，第一學期的課表，也是在臨上課前最終敲定的。

　　在朱清時看來，去年匆忙決定招生的原因，是當時外部條件已經具備，從教育部到深圳市政府都表態支持。如此時機不容錯過。他覺得，到今年的話，“就不行了”。

　　核心團隊

　　李曉原：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前主任。

　　李澤湘：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教授，自動化技術中心主任。

　　勵建書：耶魯大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前主任。

　　離去原因

　　鼓動學生“不參加高考”不是改革

　　根據合作協議，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曉原、李澤湘、勵建書被邀請為南科大籌建團隊核心成員，從事人才引進、學科架構與課程體系設計、薪酬體系制定、招生考試等工作。3人于2011年初先後退出，並授權南方週末發表《要改革，不要口號南科大籌建團隊核心人員為何退出與朱清時的合作》文章，闡明與朱清時在辦學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為樣本分析中國高教改革背後的深層問題：

　　我國的高考就考試本身來講仍然不失為是一個較為公平的衡量體系。而這對一個社會誠信體系尚沒有健全的社會尤為重要。

　　在任何國家，統一的高校入學考試製度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的實質在於是否應該用高考成績作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取和評價標準。問題的實質在於如果不用高考成績作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錄取標準的話，如何才能在這個誠信缺失的社會環境中，從機制、監管和操作上做到錄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開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機會得到維護和保障。

　　我國高考體制由“考試”和“錄取”兩個重要環節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錄取(及其所用標準)”環節。用“錄取”環節的弊端去否定“考試”環節的合理性，或用“考試”環節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試”環節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嘩眾取寵。

　　更為嚴肅和重要的問題是高教改革是一場“改革”而不是“文憑革命”。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辦法和措施來代替(或逐步解決)問題叢生的現有高考(考試和錄取)制度，而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文憑革命”式的否定現有考試製度和措施，而沒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辦法和措施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對學生的不負責任、對高教改革的不負責任。

　　南科大負責人鼓勵學生“反對參加高考”的做法，除了空洞的口號和不負責任的煽動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建設性的具體建議和做法。

　　“朱校長也非常難我很同情他”

　　在至今沒有副校長、諸多行政架構缺失的情況下，朱清時不得不親自處理許多細節事務，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員工的工資

　　學術團隊遲遲未能組建，也給行政管理團隊帶來了影響。按照朱清時的想法，在這所去行政化的學校裏，應該先有學術團隊，然後再確定管理隊伍。

　　但在至今沒有副校長、諸多行政架構缺失的情況下，朱清時不得不親自處理許多細節事務，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員工的工資。“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學，都不會由校長來直接決定每個員工包括各個部門秘書拿多少錢。”李曉原説。

　　“朱校長也非常難，我很同情他。”陳應天説。

　　事實正是如此當幾位教授先後産生去意時，學校頓時陷入幾乎無人可用的狀態。招生復試時，勵建書等教授本因為理念問題表示不參加，但眼看學校就要“出洋相”，他還是前來相助。

　　朱清時本人，也深感沒有得力團隊的困擾。“我在中科大時，有一個很大的團隊在運作，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責任幹什麼事，不需要領導催促、指示，我出國一個月也沒有問題，學校照樣運轉得很好。”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個人人脈。例如，講授國學課程的魏承思，與他同為南懷瑾弟子。更多的資源則來自中科大請他之前的秘書來從事教務、協助招聘人才，以及請中科大教授來主管物理實驗室。

　　基於在中科大當了10 年校長的經驗，朱清時認為，自己為南科大選擇的道路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中科院院士楊叔子近日也向媒體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按照香港科技大學一模一樣辦大學不可能，因為深圳不是香港。”但質疑者則認為，大學賴以生存的土壤之間的差別當然存在，但對於如何辦學，是可以用科學理性的分析來探討的，國外的經驗、教育規律是可以借鑒的。以此衡量，南科大辦學中的許多做法已經違背了常識。

　　事實上，對於南科大為中國高教改革探路的目標，幾乎沒有人會反對，但在具體的實現路徑上，已經産生了不小分歧，影響到南科大的籌建工作，並有可能會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走向産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