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析中國人口國情10年5大變化 將影響全面小康

　　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口問題最嚴峻的時期還沒到來。2030年前後，中國人口格局將發生巨大變化

　　4月28日、29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一號、二號公報。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國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後進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對於摸清人口國情，制定相關的規劃、政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至關重要。

　　此前的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發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進行了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胡錦濤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面臨的重大問題與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佈問題密切相關。他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人口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為此次集體學習進行講解的國家人口計生委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於學軍研究員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説，從普查數據看，目前我國人口發展處在勞動力充足、人口有活力、佈局有餘地的最好時機。

　　“一方面，我們應抓住用好這一有利的機遇期。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人口問題最嚴峻的時期還沒到來。”于學軍説，到2030年前後，中國人口格局將發生巨大變化，將承受人口總量最大的壓力、出生人口性別比問題凸顯、城鎮人口超過60%、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齡化走向高齡化等多重人口壓力，將成為影響中國從中等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距離上一次“五普”已整整10年。接受本刊採訪的專家分析，此次普查數據反映出新世紀10年間中國人口國情的五大變化——人口總量和素質變化、人口流動迅猛、人口分佈失衡、老齡化加速、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同時，這也是未來10～20年中國人口國情影響全面小康和經濟社會發展穩定的五大變數。

　　總量VS質量

　　根據“六普”數據，大陸31個省(區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7%。

　　“人口年均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歐洲國家趨近於0‰，發展中國家高達14‰。由於中國實行了有計劃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長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這是一件好事”。與于學軍一起為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説，目前中國的人口總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預計到2030～2035年左右，印度將會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同“五普”相比，中國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每年達到勞動年齡新進入勞動力市場人數、大學生生源數量將逐年下降。

　　“但是，當代世界的國家實力競爭早已與人口總量關係不大，人口素質的提升和人才的競爭才是一國的核心競爭力所在”，翟振武説。一組數據可以印證這一觀點：西方發達國家總共7.7億勞動人口一年創造36萬億美元的社會財富，而中國9.3億勞動人口2010年GDP為6萬億美元。“這表明體現人口素質的勞動生産率上，我們與發達國家差距甚遠，要特別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質”。

　　同“五普”相比，目前我國每10萬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學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學文化程度一項人數上升最快，具有小學文化程度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為4.08%。

　　2010年，中國連續出臺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目標直指教育提質，提出“進入世界人才強國”的戰略目標。

　　“比拼人口總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産率的比拼才是國家競爭的實質。中國以上所作的重大決策，都是在為中國未來10～20年儲備‘人口競爭力’”，翟振武説，中國的人口素質如能得到較快提升，將與産業升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配合，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較優勢。

　　人口流動迅猛

　　與“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過2.6億人，比2000年增加了1.1億人，增長81.03%。這給多位人口學專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連呼“意外”。

　　“在轉型時期，世界各國都曾出現人口的遷移、流動。但是這麼大規模的搖擺、潮汐式流動，且其中40%都是年輕人，這是中國特有的”。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説，可以預計，中國人口的流動在未來仍將持續，城鎮化浪潮還將繼續。

　　北京大學人口學所穆光宗教授説，2.21億的人口流動，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發展的巨大能量。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成為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問題的重要推手，但同時又凸顯出國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問題，提出了實現“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課題。

　　“我們只能説中國有6.66億人居住在城鎮，而不能説中國有6.66億城鎮居民，因為在這6.66億城鎮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這個數據的背後有很多問題要回答、要解決”，于學軍説。

　　他所指的很多問題，既包括如何讓這些已經居住在城鎮的流動人口成為真正的城鎮居民，也包括如何謀劃未來新增農村轉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間佈局，使人口城鎮化又好又快地發展，促進人口分佈更加均衡、合理。

　　在社保制度尚未實現城鄉統籌、全國範圍內順暢轉移接續的背景下，流動人口這一龐大群體出現“兩不沾”現象，社會權益受到損害。翟振武説，在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背景下，如果沒有專門的機構、專項的政策體系為這2.21億流動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務，“那麼無異於‘放棄’了這部分‘最精壯’的人口，一系列社會、經濟、穩定問題由此而生”。

　　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在外來人口高度稠密的東南沿海地區尤為突出。廣東是我國流動人口管理任務最繁重的地區之一，該省現有流動人口近3000萬人，其中約70%為外省流入，約95%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據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介紹，近年來該省犯罪嫌疑人和刑事犯罪被害人中流動人口均佔70%以上，一些珠三角城市抓獲的犯罪嫌疑人有70%住在出租屋。在部分地區，大量流動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的出租屋及中小旅館，管理難度很大。

　　為解決原有“暫住證”制度無法適應流動人口新變化的問題，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廣東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廳等部門在全省實行以居住登記和居住證制度為核心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證通”制度。

　　“一證通”以管好流動人口租住房屋和務工就業兩個關鍵環節為重點，逐步將流動人口居住管理、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納入居住登記和居住證制度，即在改革管理方式的同時，強化了服務功能。

　　據2010年起實施的《廣東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持證人員可以在廣東享受職業培訓、就業、社保、計劃生育、入戶、子女教育、申領機動車駕駛證等方面的權益和公共服務。特別是，對流動人口最關心的入戶和子女入學問題作出了“七年入戶、五年入學”的規定。據廣東省公安廳治安局戶政處介紹，各地各部門還以居住證為依託，累計為流動人口出臺優惠政策100多項。

　　受訪專家指出，人口流動增速迅猛，給社會管理體制、公共服務供給、社保制度統一等提出了嚴峻挑戰，現實中的探索空間十分廣闊。

　　人口分佈失衡

　　“六普”中各省人口總量的漲落，同樣引起了專家關注。“六普”數據顯示，按常住人口統計，排在前五位的分別是廣東、山東、河南、四川和江蘇。而“五普”時的排名是河南、山東、廣東、四川、江蘇。

　　中國人口學會秘書長、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解振明研究員説，以常住人口作為統計口徑非常必要。以往，我們更注重的是戶籍人口這一塊，以戶籍人口數據作為制定各項政策的基礎，而忽視了大量離開戶口所在地生活在異鄉的人群。此次按常住人口統計，廣東人口總量躍升第一，突出表明了流動人口在各省的重要性。這些清晰的數據，可以督促施政者制定政策時充分考量。清醒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廣東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從6.83%上升到7.79%，人口過億。北京的比重從1.09%上升到1.46%，天津從0.79%上升到0.97%，上海從1.32%上升到1.72%，浙江從3.69%上升到4.06%”，翟振武説，“可以看出珠三角、長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區的人口更為密集，表明中國人口流動和人口分佈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間沒有緩解，反而得以強化。”

　　人口過度集中于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給流入地的資源、環境、住房、交通、勞動力成本等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交通擁堵”、“停車難”、“房價飛漲”、“入園入托難”、“垃圾圍城”等“大城市病”日益嚴重；也給流出地帶來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會問題。

　　“我們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現資源緊張時，往往祭出‘戶籍’法寶加以限制，但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加大了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綁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難度。”李建民説。

　　為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距、改變不均衡的人口分佈態勢，中國10年前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而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戰略次第實施。但仍出現了目前的人口分佈加速失衡問題。

　　“這警示中國，與人口分佈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應更加向有利於引導人口的正常流動傾斜”，翟振武説，比如武漢、環渤海地區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區，“這方面的綜合政策傾斜力度應該進一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