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陽計生官員搶嬰兒牟利 每名3000美元外銷

　　2005年3月22日，隆回縣提出了以“縣鄉村三級聯包”的形式加強計劃生育管理。除“一票否決”，再以職務升遷和經濟獎勵的方式，刺激計生幹部的工作積極性。

　　在此背景之下，縣、鎮、村三級相關幹部的升遷、工資待遇等，均與計生績效“捆綁”在一起。分管及負責計劃生育的幹部們，決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當地計生標語──編者注)，高平鎮的大街小巷再次貼滿與計劃生育有關的標語，例如“誰敢超生就讓他傾家蕩産”。

　　計生部門為何如此熱衷“沒收”嬰幼兒並送往福利院？除了政績考量，以收取“社會撫養費”為目的的創收，也是主要動力之一。

　　據高平鎮官方人士介紹，農業稅取消後，該鎮維持幹部隊伍的工資時常捉襟見肘。收取社會撫養費，不僅僅是在落實計生國策，更是為充盈地方財政收入。

　　社會撫養費未按規定支出，在湖南省是普遍現象。依據湖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初步統計，僅2004年和2005年，社會撫養費非規定支出的比例分別高達88.04%和87.11%。其中，絕大部分用鄉鎮機關支出。對於鄉鎮政府將社會撫養費直接“坐收坐支”的現象，湖南省財政廳曾給予批評。

　　在2006年5月17日，隆回縣發佈當年上半年計劃生育督察通報。通報稱，“有些鄉鎮將社會撫養費作為鄉鎮財政的主要來源，財政所無能開發財源，只能絞盡腦汁管死這筆錢”。

　　上述督察通報進而稱，“有的鄉鎮按月定計生辦上交社會撫養費指標，否則扣發計生辦人員工資。”鄉鎮計生辦“重點工作(孕檢、節育措施落實)沒人做，難點工作不願做，有錢的工作(社會撫養費徵收)搶著做。”

　　2010年，隆回縣縣長鐘義凡在該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春季集中整治活動動員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説，在“一票否決”等壓力下，“鄉鎮黨委、政府與計生隊伍存在較深的利害關係，不敢得罪，導致計生隊伍綁架黨委和政府”。

　　2002年4月，高平鎮計生辦主任由周小方擔任。彼時，主管該鎮計生工作的是鎮黨委副書記劉述德。為了摘掉因計生問題而被“黃牌警告”的帽子，高平鎮進行專項集中整治中，主要一項工作就是徵收社會撫養費。

　　當時，計生辦成為高平鎮政府第一大部門。鎮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員的建制，計生辦就佔到30名。據周小方介紹，全鎮每年補報生育和超生的嬰幼兒在100人左右。

　　計生辦的工作人員開始搜尋並鎖定超生、“非婚生育”和“非法收養”子女家庭。據當地官員介紹，在高平鎮剛開始收取社會撫養費時，每人約3000到4000元。而以強行抱走小孩相“要挾”時，價格就漲到1萬元甚至幾萬元。

　　“棄嬰”收養黑幕

　　被計生辦工作人員抱走的嬰幼兒，不僅僅是徵收社會撫養費的籌碼。有知情者稱，每送一名嬰幼兒到福利院，計生幹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報。

　　但邵陽市福利院院長蔣德偉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沒有正面回應這一説法。

　　邵陽市福利院能夠證實的是，在2002年至2005年間，隆回縣高平鎮民政辦、計生辦共送來了13名嬰兒，其中，一名男嬰被領回。其他未被領回的嬰幼兒，經民政公示程序被宣佈為“棄嬰”後，進入社會收養程序──更多是涉外收養渠道。

　　“收養人要捐助一筆收養金。”蔣德偉説，正常的行情是，每收養一位中國孤兒(棄嬰)，外國收養家庭通常需支付3000美元。在湖南省，民政廳收養中心接收到收養人捐助的收養金後，絕大部分回撥給福利院。

　　在此利益誘惑下，有人專事販嬰生意。2005年11月，湖南省本地媒體曾披露衡陽祁東縣一起團夥販嬰案，幕後指使就是衡陽市多家福利院。福利院與人販子互相勾結，收買嬰幼兒，並將其變為“棄嬰”，送入涉外收養渠道，從中牟利。

　　自2003年以來，衡南縣福利院“買進”嬰兒169名，衡山縣福利院“買進”232名，衡陽縣福利院“買進”的嬰兒最多，為409名。

　　經湖南省祁東縣法院的判決證實，為了多向境外輸送可供收養的嬰兒，衡陽市各福利院不但給職工下達搜尋嬰兒的任務，甚至主動通過人販子等各種中間人“收購”嬰兒。福利院至多支付兩三千元人民幣“買入”嬰幼兒，送養國外後即可獲得3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