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陽計生官員搶嬰兒牟利 每名3000美元外銷

　　毛坪村的小男孩袁石(中)，告訴記者，他的妹妹袁麗一歲的時候，被搶走了，至今下落不明。他想念妹妹，多次夢到她回家了。 記者 李漠 攝

　　回小村的陳習娥老人告訴記者，她的孫女3個月時被搶走，至今下落不明。 記者 李漠 攝

　　鳳形村11歲的女孩袁娟娟，寄居在姥姥家。她的妹妹8個月時被搶走至今下落不明。陪記者採訪的村民説，她的媽媽已經精神失常。 記者 李漠 攝

　　為收取社會撫養費，十余名“非法”嬰幼兒被計生部門強行抱走，送入邵陽福利院，統一改姓“邵”。部分後來找到下落，有些已被收養在海外——不能被塵封的悲劇

　　漫漫尋親路上，湖南人楊理兵隨身攜帶著一張壓了層塑膜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叫楊玲，是他的第一胎孩子，算起來今年應該七歲了。

　　2005年，楊玲尚在襁褓中，就離別了親人。她不是被人販子拐跑，而是被鎮裏的計生幹部以未交“社會撫養費”為名強行抱走的。

　　四年後，楊理兵終於得知女兒的下落──遠在美國。

　　2009年的一天，楊理兵和妻子曹志美在湖南常德一家酒店裏，從一位素不相識的人手中，得到女孩的兩張照片，“我一眼就能肯定，她就是我的女兒。”楊理兵説。

　　楊家的遭遇並非孤例。多年來，湖南省邵陽市隆回縣至少有近20名嬰兒曾被計劃生育部門抱走，與父母人各天涯。

　　當地計生部門的解釋是：這些嬰幼兒多是被農民“非法收養”的棄嬰。但實際上，有相當多一部分嬰幼兒是親生的；更甚者，有的並非超生兒。

　　2002年至2005年間，以計生部門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為由、強行抱走嬰幼兒的行為，在隆回縣高平鎮達到高潮。多年後，因部分家長鍥而不捨的尋親，類似事件浮出水面，乃至波及美國、荷蘭等國。

　　上篇：搶嬰

　　湖南省邵陽市隆回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從縣城北行70多公里，到達高平鎮。這是一個位於大山群中的鄉鎮，人口7萬多人。

　　看似人口不多，長年來，高平鎮卻面臨著計劃生育的壓力。

　　上個世紀70年代初，中國開始推行以“一胎化”為主要標誌的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計劃生育政策被確定為基本國策。當時，和全國很多地方一樣，湖南省也對計劃生育工作實行“一票否決”制。違反《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湖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禁止性規定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分管負責人及責任人和單位，一年內不得評先評獎、晉職晉級、提拔重用、調動。

　　隆回縣連續十餘年，保持湖南省“計劃生育工作先進縣”的稱號，其制定的處罰和考核細則更為嚴苛。層層考核壓力下，基層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那時的高平鎮鄉村，常常可以看到諸如“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龍卷風”等標語──鄉民們解釋稱，其意思是計生幹部給違反政策的家庭做思想工作，大約只需三分鐘時間，之後再沒做通，家裏值錢的家當就將像被龍卷風過境一樣被一掃而空。

　　此外，“兒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的標語，也讓人驚悚。因超生問題而被處罰過的西山村農民袁朝仁向記者介紹，在1997年以前，對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處罰是“打爛房子”“抓大人”。他就曾因超生問題，被拆了房子。

　　“2000年以後，不砸房子了，‘沒收’小孩。”袁朝仁説。

　　袁朝仁所説的“沒收小孩”，是高平鎮計生部門處理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方式之一。其方式是，計生辦人員進村入戶，將涉嫌違法生育、撫養的嬰幼兒抱走。

　　因此，每當計生幹部下鄉入戶核查，鄉民們便四處逃避。在2002年至2005年間，高平鎮出現坊間所稱的“搶嬰潮”。

　　“沒收”楊玲

　　楊理兵清楚地記得，2004年7月29日下午，女兒在自己家中呱呱墜地。

　　那天下午，高平鎮鳳形村楊理兵妻子曹志美有了生産跡象。父親叫來了村裏的接生婆袁長娥。袁長娥對記者回憶説，當她趕到楊理兵家時，楊的母親正陪在兒媳身旁。“那是下午四五點鐘，生産很順利。”

　　女兒降生後，楊家為其取名“楊玲”。哺育女兒到半歲後，楊理兵夫婦便離開老家，南下深圳打工謀生，“孩子交給爺爺奶奶哺養了。”

　　2005年5月的一天，楊理兵照例給家裏打電話，得到驚人消息，“女兒被人搶走了！”他匆忙從深圳趕回家。但一切已晚。

　　對於頭胎女兒為什麼會被搶走，楊理兵百思不得其解。後來他猜到了原因：因為他們夫妻雙雙外出打工，女兒由爺爺奶奶撫養，結果計生幹部誤以為這個女孩是被兩個老人收養的，因此也在徵收“社會撫養費”之列。

　　楊理兵的父親對記者回憶稱，2005年4月29日，高平鎮計劃生育辦公室(下稱計生辦)劉唐山等一行近十人來到楊家。“他們很兇，她奶奶在屋裏看到後就抱著孩子躲，後來躲到了豬圈裏。”

　　計生幹部最終發現了被奶奶抱著躲在豬圈裏的楊玲，以楊家未交“社會撫養費”為由，要帶走這個“非法嬰兒”。

　　事發當天下午，楊理兵的父親跟到了高平鎮。“他們説，必須交6000塊錢才可以把人抱回來。”但四處籌借，只借到4000元，“我第二天再去，計生辦的人説，就算交一萬塊，人也要不回來了。”

　　那時，計生辦人員已將楊玲送到了邵陽市社會福利院。由於通訊不暢，時隔多日，楊理兵才趕回高平鎮。他趕到鎮裏去要人，小孩已經被送走，爭執中還發生了衝突。

　　楊理兵回憶説，鎮裏主管計生工作的幹部承諾，只要他不再繼續追究此事，以後允許他生兩個小孩，還不用交罰款，“他們答應給我辦理兩個‘準生證’。”

　　“準生證”後來被改名為“計劃生育服務證”，是中國新生嬰兒賴以證明合法身份的主要憑證。為了控制人口需要，育齡夫婦在生育前，必須到當地計生部門辦理這一證件，這是合法生育的法定程序。

　　楊理兵並不理會這些。他趕到邵陽市社會福利院時，“根本就不知道女兒在哪。”楊説：“他們‘沒收’了我的女兒？！”

　　拆散雙胞胎

　　計生辦“沒收”的孩子，不僅楊玲一個。早在2002年，同是高平鎮的計生幹部，就抱走了曾又東夫婦的一個女兒。

　　曾又東是高平鎮高鳳村人，與上黃村的袁讚華結為夫妻。1995年和1997年，袁讚華先後生下兩個女兒。二女兒降生後，由於交不起罰款，家裏的房子被計生辦人員拆掉了屋頂。夫婦倆由此跑到外地謀生，發誓要為曾家生個兒子。

　　第三胎懷孕後，曾又東、袁讚華夫婦躲到了岳父家。“為了躲計生辦的人，我們在竹林裏搭了個棚子住。”曾又東對記者説。

　　2000年9月15日，在岳父家的小竹林裏，曾又東的雙胞胎女兒降臨人世。給袁讚華接生的，是上黃村的接生婆李桂華。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李桂華對當年的情形歷歷在目，“是一對雙胞胎，一個先出頭，第二個先出腳。”

　　很難説曾家此時是歡喜還是煩惱。袁讚華發誓：“再生一個，無論是不是男孩，都不再生了。”

　　2001年2月，曾又東夫婦決定到重慶打工。四個小孩，“我們決定帶三個在身邊，留一個在妻子哥哥家代養。”曾又東説。

　　於是，袁讚華的兄嫂袁國雄、周秀華夫婦，為曾又東夫婦撫養了雙胞胎姐妹中的大女兒。

　　厄運于次年發生。2002年5月30日，高平鎮計生辦陳孝宇、王易等十余人闖進上黃村袁國雄家，將一歲半的小孩帶走。一同被帶走的，還有袁國雄的妻子周秀華。

　　“剛開始他們叫交3000，後來就漲到5000元，再後來就要1萬元了。”袁國雄夫婦曾據理力爭，向計生辦人員坦陳，這是代妹妹家撫養的。但計生部門原則性很強，一口咬定交錢才能贖人。因交不起罰款，雙胞胎姐姐被送到了邵陽市社會福利院。

　　因通訊不暢，曾又東夫婦當時對此一無所知。那年3月，在重慶朝天門批發市場做小生意的曾又東夫婦，還沉浸在幸福中，袁讚華生下了他們期盼的兒子。

　　2003年，因母親過世回家奔喪的曾又東，才知道女兒被計生辦帶走的消息。

　　如今，曾又東對這對雙胞胎女兒中的姐姐已經印象模糊，“右耳朵好像有一點小贅肉？”

　　四類嬰兒

　　楊理兵和曾又東的遭遇並非孤例。高平鎮被計生辦以“超生”或“非法收養”等名由“搶走”的嬰幼兒，不在少數。而領回小孩的條件，無一例外都是交錢。數額多少沒有定數，全憑計生幹部們張口。

　　高平鎮西山洞村五組農民袁朝容對記者稱，2004年8月，他在廣東省東莞市一家傢具廠打工時，逛街時看到一個包裹，打開一看，是一個奄奄一息的女嬰。“這是一條生命啊。”袁朝容將女嬰救起。在工友建議下，時年42歲無妻無子的袁朝容，喂養了這名嬰兒，並取名“袁慶齡”。

　　2004年12月，袁朝容將孩子帶回老家，向村長彙報此事，交了些錢，希望村長幫忙辦理領養手續。

　　第二年，袁朝容每月支付350元生活費，委託姨媽代養孩子，自己再次離家南下打工。

　　然而，2005年7月28日，高平鎮李子健、陳孝宇等四五名計生幹部闖入袁朝容姨媽家，稱此女嬰為“非法收養”，將袁慶齡抱走，並稱必須交8000元才能將人領回。

　　袁朝容胞兄袁朝福對記者介紹，當時弟弟在廣東，自己多次到鎮計生辦請求放人，得到的答覆是“必須先繳納社會撫養費”。四個月後，當袁朝福回到老家要人時，得到的答覆是，小孩已被送到邵陽市社會福利院。

　　大石村十組農民袁名友夫婦，生育了兩名男孩之後，妻子進行了結紮手術。1999年，他們在湖北省洪湖市沙口鎮做生意時，撿到一名被遺棄的女嬰收養下來。年底，回鄉過年的袁名友將此事向村幹部彙報，並委託辦理收養手續。

　　袁名友説，2002年5月10日，在繳納了2000元社會撫養費後，該名女嬰在高平鎮派出所進行了人口登記。在初次戶口登記上，女嬰取名“袁紅”，與戶主袁名友的關係是“養女”。

　　雖然已繳納社會撫養費，且上了戶口，但是，2002年7月29日，高平鎮計生辦幹部劉唐山等四人還是來到袁家，將袁紅抱走。彼時，袁名友夫婦在田地裏勞作，看到來劉唐山等人抱著孩子駕車離去，飛奔尾追。

　　“他們把我女兒抓到了鎮計生辦。”袁名友向記者回憶説，“説我非法收養，叫我按手模。説要拿4萬塊錢贖人，否則就不放人。最後説至少要交3萬。”

　　然而，第二天袁名友湊足錢帶到計生辦時，女兒已經不見了。“她的脖子底下，左邊有顆黑痣，豆子一樣大的。”回憶起養女的模樣，袁名友眼圈紅了起來。

　　吊詭的是，袁紅被計生辦抱走三年後，2005年12月30日，當袁名友家更換新戶口本時，袁紅仍是袁家的一員。戶口本上，袁紅與戶主的關係是“女兒”。但袁紅至今下落不明。

　　與袁名友的遭遇類似，高平鎮合興村二組農民李謨華收養的女兒，也于2002年被計生幹部抱走。

　　早在1998年，李家就為收養的女兒李艷上了戶口。彼時施行的《收養法》，尚無“收養應當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規定(1998年11月法律修訂後才增加此規定)。女兒被抱走後，李家無力繳納罰款，李艷由此不知所蹤。

　　在黃姓村，2002年上半年，村民周英河與女友唐海梅結婚。當年12月底，夫妻倆為周家生了第一個女孩，取名周娟。

　　與中國農村很多地方一樣，周英河和唐海梅當時按傳統習俗，辦過酒席即宣佈結婚，暫未到民政部門註冊登記。

　　三個半月後，周英河夫婦南下廣州打工，周的母親劉素珍(音)承擔了哺育孫女的任務。然而，周娟最終還是被高平鎮計生辦的工作人員“抱走”了。

　　據劉素珍向記者回憶，那是2003年3月15日，“有八九個幹部又來搶小孩，我抱著孫女就跑了，躲在附近的鄰居家。”

　　計生幹部最終找到了被放在床上睡覺的周娟。“他們説，你老人家不會帶小孩，我們帶比你帶好些。”劉素珍跟著他們來到計生辦後，按要求照相壓手印，“他們就叫我走了。説要交1萬5千塊才能把孩子抱回來。”劉素珍沒有能力籌款，孫女被計生辦送到了福利院。

　　毛坪村四組的袁新權，頭胎女兒也被高平鎮計生辦工作人員抱走。2005年11月2日，袁新權的女兒降生。當年11月25日，家人抱著女兒在路上行走時，被計生辦人員強行將女兒抱走。

　　不獨隆回縣，在邵陽市洞口縣，也有類似情況。

　　2008年12月2日，該縣城關鎮的厚永軍、肖絢麗夫婦，因超生未及時上交社會撫養費，他們誕生才40天的一名男嬰，被當地計生幹部抱走，後因找人説情才被還回。

　　據曾因超生被處罰過的西山村農民袁朝仁等人初步統計，從2000年至2005年間，湖南省隆回縣高平鎮至少有16名嬰幼兒，被鎮計生辦以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名義強行抱走。

　　“被抱走的小孩有四種情況，第一種是‘未婚先育’(一般已按傳統習俗擺喜酒，但尚未辦理結婚登記)的，第二種是超生。”袁朝仁稱，前兩種情況，被抱走的嬰幼兒都是其父母親生骨肉。“第三種，就是抱養的，有的可能不符合收養規定；第四種，應該説是合法收養的，因為他們已經上戶口了呀！”

　　這四類嬰幼兒，都是當地計生幹部鎖定的目標。散落在大山深處的高平鎮各地鄉村，鄉民們談計生色變。一些鄉民稱，每當計生幹部下鄉入戶時，家有屬於上述四種情況嬰幼兒的農戶，便聞風而四處逃避。

　　依據多位家長描述，計生幹部抱走嬰幼兒的過程幾乎大同小異。

　　鎖定目標後，計生工作人員少則四五人多則十余人，在村幹部的帶領下，迅速包圍計劃對象家庭，將嬰幼兒強行抱走。贖回小孩的惟一條件，就是交錢。

　　經記者採訪調查核實，截至2005年，被高平鎮計生工作人員強行抱走的嬰幼兒，至少有16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