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部門被批為求多次罰款放任食品企業違規

　　新華網北京4月18日電 （記者王海鷹、劉元旭、朱立毅、俞麗虹）“瘦肉精”事件塵埃未落，“染色饅頭”“回爐麵包”“牛肉膏”又接踵而來。食品安全是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然而惡性事件卻頻頻出現。食品安全屏障為何屢屢被突破？監管到底缺失在哪兒？把好“入口”安全關該有哪些突破？

　　監管“馬後炮”：曝出來就查，曝不出來就算

　　來自權威部門的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有關部門共檢查各類食用農産品、食品及相關産品生産經營單位3552萬戶次，查處各環節違法違規行為13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締和停産違規企業單位10萬餘家。食品安全的整頓力度不可謂不大，但為何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頻現？

　　隨著上海盛祿食品公司非法使用色素生産“染色”饅頭的曝光，相關部門迅速進行了查處。然而，疑問卻並未隨著調查結果公佈而消除。一個饅頭從生産到銷售再到最終上到百姓餐桌，需要過企業內控、質監、工商等諸多關口，但遺憾的是，除了經營者“黑心”外，安全監管防線“集體失守”。

　　記者梳理髮現，從近期曝光的“染色饅頭”“回爐麵包”“瘦肉精”豬肉、“牛肉膏”事件，到以前披露的“三聚氰胺”奶粉、“大頭娃娃”奶粉、“假葡萄酒”事件，其中暴露出的“馬後炮”監管，並不少見。

　　2008年發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從當年3月起三鹿集團、有關部門就陸續接到消費者反映，在前期長達四五個月時間內，各級檢測機構先後多次對三鹿奶粉進行檢驗，“均未發現問題”。直到9月被媒體曝光後，地方政府和企業才開始“徹查”。

　　2010年底的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中，當地的假葡萄酒業存在多年，形成了“造假一條龍”，甚至帶火了當地的酒精、食品添加劑及製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標簽廠家，而當地的監管部門竟“渾然不覺”。直到被曝光，才開始“迅即”介入……

　　在疑雲未散的“瘦肉精”事件中，有關部門排查後對外界稱，確認的“瘦肉精”陽性生豬主要集中在河南濟源周邊四縣市。而“巧合”的是，媒體所曝光的，也是這四縣市。“搞調查的媒體掌握得這麼準？沒被曝光的就全都讓人放心嗎？”採訪中，一些百姓仍心存疑慮。

　　從現實來看，目前我國共有食品、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産品生産企業和小作坊40多萬個，人手相對較少，快速和常規檢測能力不夠完善。“監管難度大，但這並不能成為監管缺位的‘擋箭牌’！”山東大學社會問題研究專家馬廣海教授認為，作為百姓食品安全“把關人”，少數監管部門工作人員得過且過，曝出來就查，曝不出來就算，這樣食品安全事件焉能不發生？

　　以利定取捨：“執法為民”還是“執法為利”

　　從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看，一些監管部門“在辦公室看樣品”成為“監管習慣”；“瘦肉精”事件中，曝出“讓養豬戶自己取樣送檢”的尷尬，更有甚者，少數監管部門和工作人員將能不能創收作為管與不管的取捨標準，甚至存在執法腐敗，監管職責被拋之腦後。

　　毋庸諱言，雖然近幾年財政支持力度加大，但當前食品安全監管任務繁重，經費需求還有很大缺口。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現行體制下，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辦公經費和人員工資，要依靠上級返還的收費罰款來“解決”，這多少造成了一些部門和工作人員的“執法為利”。

　　山東某縣質監局一位食品審查員曾多次向記者反映基層監管問題：“現在的財政供養機制不是很順，收費罰款省局、市局都扣一部分，剩下大約80%是‘自己’的，所有人的工資福利就從收費、罰款中出，這樣的監管能沒漏洞嗎？如果説之前曝出的上海出租車運營是‘釣魚執法’，我們現在就變成了‘養魚執法’，每天的工作目標就是想著如何完成‘創收’任務。”

　　罰款的目的本來是加強監管，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懲處，然而，調查發現，在一些基層監管人員那裏，罰款竟然“生財有道”。

　　這位食品審查員舉例説，執法中即使發現造假也不能罰死，罰太狠了，下年找誰收錢去？本來罰10萬元的現在罰1萬，企業交了“保護費”，焉有不放之理？這樣的怪象下，監管人員快與違規企業成為‘利益共同體’了。

　　據了解，這樣的現象並非個例，浙江一名基層監管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有的年份幾個月可以不幹活，因為“前期努力”，已經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創收”任務。

　　記者在“質量技術監督人士的網絡家園”“中國質量熱訊”網上看到，有些帖子説“我們的工資來源於企業的違法所得”，“只要給了錢，立馬變成甜瓜臉。能否吃上飯比有沒有面子重要些”。

　　此外，來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壓力，也削弱了監管力度。一位地方質監部門負責人向記者抱怨説，政府頭等大事是發展經濟，監管部門如果只是管管小企業、打打蒼蠅還無所謂，要是對於地方“有重要貢獻”的食品企業、行業“鐵面無私”，領導就會找你“談話”。

　　問責需到位：嚴防“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一些專家指出，從已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來看，雖然部分人員確實存在失職、瀆職行為，但法律法規對於如何判定監管部門是否履職到位，缺乏明確界定。每次食品安全問題發生後，監管部門“理直氣壯”地把矛頭指向肇事者，但監管部門和監管人員的失職卻易被忽視。“這種現象一定要杜絕，監管部門也不能免責。”馬廣海説。

　　“在信息化高度發達和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高度關注的今天，食品安全監管一旦不及時，極易導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所以強化監管是重要的突破口。”輿情問題專家、天津社科院研究員陳月生等專家認為，應從問責“查處比曝光慢半拍”現象入手，鐵腕查處失職瀆職、以權謀私、執法腐敗、部門牟利等行為。

　　近年來食品安全工作儘管取得一定成效，但與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期望相比，食品安全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仍需從體制機制上不斷健全完善，形成長效監管機制。

　　實現全程無縫監管。食品行業産業鏈條長、環節多，監管力量分散，必須形成監管合力，提高監管效率。“我們常説食品安全問題是‘九龍治水’，為什麼？這在經濟學上存在著‘搭便車’的尷尬。”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黃锫説，食品的監管部門眾多，每個監管環節都會認為，我這裡沒管住，自然會有別人來管；反過來，如果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管，食品安全不出問題反讓其他部門“搭便車”，破除這種職權交叉的體制勢在必行。

　　強化信息收集，建立群眾舉報獎勵機制。專家建議，按照查獲情況重獎舉報者，充分發揮群眾的監督力量，讓不良分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無藏身之地，從而凈化食品市場。

　　加強基層監管部門人力、設備和經費保障力度，讓罰款與部門利益脫鉤，嚴禁罰款返還、變相“坐收坐支”。我國食品安全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統一負責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工作。絕大多數食品安全問題發生在基層，也解決在基層，黃锫建議將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工作責任制、經費保障落實情況作為檢查和問責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