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將成為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新華網博鰲（海南）4月16日電題：居民口袋鼓起來 社會才有增長動力——“民富”將成為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新華社記者王存福、王英誠

　　中國如何實現經濟轉型，引領亞洲經濟新一輪經濟增長？參加博鰲論壇的眾多中外專家認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拉動內需，“藏富於民”將推動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

　　拉動內需的根本在於提高居民收入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博鰲表示，“‘十二五’確立民富優先的發展方針，將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社會預期，可有效釋放社會總需求、培育經濟內生增長動力，有效緩解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等，而這將成為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

　　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此前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將是私人消費，而不是出口。而私人消費能力的提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前提，即要實現民富。羅奇從中國居民的儲蓄意願和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等統計數據，揭示出未來中國消費者主導的增長大有可為。

　　“拉動內需中，最本質的就是提高居民收入，讓人民富足，有錢去消費，消費水平提高了，經濟增長幅度自然也上去了。”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徐逢賢亮出了他的觀點。

　　羅奇表示，中國“十二五”規劃勾勒出一套條理清晰的增長模式，而這模式與過去三十年來一直遵循的增長模式迥異。規劃的基本目標非常明確：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從過去的出口及投資為主導，轉變為以國內個人消費為驅動力。同時，他認為這將是中國繼改革開放、國企改革之後第三次引發重大經濟戰略轉變的發展規劃。

　　遲福林認為，歷史地看，以國富優先為基本特徵的發展模式在我國特定背景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我國經濟起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進入發展型新階段，在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大背景下，國富優先的負面效應開始凸顯，不僅難以有效滿足13億人的發展型需求，還會強化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扭曲市場，延緩經濟結構調整，加劇生産過剩矛盾。進入發展型新階段，只有民富優先，才能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消費、促進社會公平，才能儘快實現從生産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型。

　　增加居民收入開始成為各地政府工作重點

　　據統計，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884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611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認為，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只有居民的口袋鼓起來，社會才會有持續增長的動力。

　　過去一段時間，各地政府都開始將增加居民收入作為重中之重。以海南省為例，受物價持續上漲影響，海南省近期啟動《海南省低收入群體補貼與物價上漲挂鉤的聯運機制》，向城鄉低收入群體、城鄉低保戶（含農村五保戶）、城鎮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重點優撫對象、領取失業保險金人員等五類人群進行補貼，全省安排資金預計1．1億元人民幣，有效地減弱了居民負擔。

　　同樣，在浙江寧波、湖北武漢等地，廉租戶或低收入群體房租均已開始上調，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而在國內其他地區，政府採取各種補貼形式，增加居民收入，減輕由於物價上漲和通脹等造成的影響。

　　徐逢賢認為，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中國人均GDP達到3200美元，按照國際標準，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便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後期，這一時期的發展思路肯定要與過去不同。

　　正是由於現有經濟結構難以滿足發展型需求，才需要推進以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二次轉型與改革，凸顯改變經濟結構的重要地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看來，把改變經濟結構作為中長期內二次轉型與改革的重點，抓住了問題的牛鼻子。

　　民富優先應成為長期政策

　　遲福林認為，“十二五”時期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實質發生了變化，不是簡單地由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而是由經濟總量的發展導向轉為國民收入的發展導向，即是由“國富優先發展”轉向“民富優先發展”。

　　遲福林表示，著眼于中長期發展，民富優先的戰略選擇，就是要實現從物的發展到人的發展的導向轉變，從經濟總量向國民收入的導向轉變。從未來5至10年發展的趨勢看，我國已站在由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轉變的歷史新起點上。

　　張卓元認為，以解決基本公共服務為突破口，是一個很現實的路徑。徐逢賢認為，對於針對公眾的一些公共産品，如交通、水利等工程，依靠財政贊助，將能很好地減輕居民負擔。

　　徐逢賢説，進行收入分配機制改革是實現民富的核心任務，需要通過改變初次分配製度，提高職工的收入水平。而再次分配製度也應該向居民傾斜，如醫療、養老等通過國家財政進行補貼，增加居民收入，減輕負擔。同時，對於高收入階層需要進行一定的限制，防止收入差距過大。

　　遲福林坦言，推進財稅體制改革能夠有效帶動其他各項改革。同時應適當降低居民儲蓄率，刺激內需。他認為，實現民富優先的目標，需要政府確立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超脫自身利益的束縛，強化公共利益的代表地位，保障公共産品，走向公共治理。總體上説，加快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有助於形成“藏富於民”的制度基礎。

　　而實現民富也是“十二五”規劃建議中的題中之意：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加快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穩步提高保障水平。

　　“然而，實現民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徐逢賢透露了他的擔憂，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制度保障，藏富於民就會變得舉步維艱，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