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問責的漸進之路：如何讓復出透明化待解

　　從危機問責到群體性事件問責從行政首長到黨政一把手

　　中國式問責的漸進之路

　　進化之路

　　從“責令辭職”到“制度問責”

　　7年後，中央正式頒布實施《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其中除了“責令辭職”外，“引咎辭職”也開始被人熟知。2004年，中辦印發了《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對於引咎辭職的規定更為細化，共有9類情形適用。

　　到了2004年底，歷經4年起草，13易其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草案)》，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三次會議上正式進入立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將“引咎辭職”制度確立為該法的一款重要法條。

　　1995年《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頒布，出現“責令辭職”一詞。這被認為是中國官員問責制的源頭。

　　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動員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嚴厲批評某些幹部“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僅僅一天之後，溫家寶總理就在研討班上強調要強化行政問責制，出了問題必須要嚴格追究領導責任。

　　中央高層的嚴厲表態下，一場問責風暴掀起，一大批政府官員應聲落馬。

　　實際上，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説法是，中國官員問責風暴始於2003年。當年，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由於沒有如實向外界透露非典疫情的發展狀況、防治不力被免職，包括兩人在內的上千名官員被問責，範圍之廣、力度之大，在共和國歷史上尚屬首次。

　　張文康和孟學農兩位省部級高官的下臺，使“引咎辭職”一詞開始大範圍走進公眾視野。

　　2008年是中國式問責進程中的特殊一年，被稱為“官員問責年”。這一年，重大安全事故在中國各地頻發，山西襄汾潰壩、三鹿奶粉事件、甕安事件等，無不引起巨大反響。

　　從“不問責”到“問責”，從“責令辭職”到“引咎辭職”，從“彈性辭職”到“剛性辭職”，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到了2008年，一個問責高潮出現，可是評論依然認為，這實質上依舊只是停留在“運動化階段”，對官員的問責力度大多取決於社會和媒體的關注程度。

　　不過僅僅一年後，《暫行規定》的出臺則顯示了中央推行制度問責的努力和決心。針對此前官員問責程序不規範、復出不透明的質疑，此次《暫行規定》做出了回應，界定了問責的7種情形，也明確了問責的程序。

　　2009年出臺的《暫行規定》，無論是信息的透明度還是問責本身的力度都邁出了一大步，對官員的問責開始制度化。

　　昨日，《北京市實施<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辦法》部分內容被首次爆出，而實際早在今年1月28日，北京市委辦公廳已將這份備受關注的“京版問責”印發。

　　“京版問責”最引人關注之處在於北京市黨委領導首度被列入問責範圍。北京成為自2009年7月中央出臺《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以下稱《暫行規定》)以來，將黨政一把手列入問責範圍的又一城市。京版問責辦法明確了問責決定機關即為黨委、政府，這有望打破“同級問責”的尷尬局面。

　　實際上，以被稱為“全國版問責”的《暫行規定》的出臺為標誌，一場尋求制度維穩的中國式問責便在爭議與喧囂中徐徐前進。

　　夏生華被免職成為群體性事件問責的轉折

　　管中窺豹

　　耐人尋味的是，一則縣處級官員問責在《暫行規定》出臺前三天被廣泛報道——2009年7月10日，因處理城管亂收費事件不力，河北省元氏縣縣委副書記夏生華被免職，上級組織還提請縣人大按照法定程序免去其元氏縣縣長一職。

　　夏被免職後的第三天，《暫行規定》全文被新華社公佈，而早在5月22日，這份備受關注的制度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兩者時間上的微妙關係，被輿論解讀為官員問責開始涉及群體性事件的新趨向，顯示出中央試圖制度維穩的新努力。

　　評論認為，夏生華被免職的真正原因是對群體性事件處置不力。據河北當地媒體報道，此次事件曾造成該縣文化宮停車場入口被堵9小時。而夏生華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産生了很大的不良影響”。

　　“群體性事件”一詞被廣泛使用始於2008年的甕安事件。值得關注的是，該事件之後又接連發生了孟連、隴南的衝擊黨政、公安機關的群體性事件及重慶、甘肅、廣東等地的出租車集體罷運事件。

　　輿論認為，接二連三的群體性事件發生的背後，是群眾利益得不到切實維護，基層呼聲得不到有效回復，才導致了用極端手段宣泄不滿情緒。如何才能跨越存在於官民之間的鴻溝，成為考驗執政者智慧的難題。而夏生華被免職一事，則被輿論視為官員問責重視群體性事件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值得注意的是，《暫行規定》對於群體性事件的重視：在其提出的7種問責情形中，有兩條與群體性事件有關。

　　“群體性事件的增多，讓維護社會穩定變為當前頭等大事之一。”中紀委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分析説，群體性事件的出現，黨政幹部沒有認真有效履行職責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問責可以減少權力腐敗，可是問責的根本意義不在於懲罰，而在於喚醒官員的責任意識，防患于未然。

　　也正是從2008年多發的群體性事件開始，問責對象也由以往的行政領導延伸到“黨政一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