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大學生的武漢“阿爸”

　　33年前，他42歲，藏族大學生叫他“阿爸”；33年後，他已經75歲，“80後”、“90後”的藏族大學生仍然叫他“阿爸”。

　　33年來，他的家，已經成為武漢高校藏族學生共同的“家”。新生來了，到他家吃“迎新飯”，畢業時，到他家吃畢業餐；有困難，找他，有喜悅，也與他分享。他就是武漢大學退休老教授楊昌林。

　　人下高原，心繫西藏

　　“我原本想在西藏幹一輩子，後來因為身體原因回了武漢，‘任務’沒完成，我總想在其他方面盡點力。”楊昌林老師用這句樸實的話詮釋自己的堅持。

　　1965年8月12日，29歲的湘西小夥楊昌林從武漢體院畢業，“搶”到了去西藏工作的指標。在西藏昌都地區幹了一年多後，楊昌林又申請前往“西藏的西藏”——阿裏地區工作。

　　楊昌林去阿裏地區扎達縣上任前，騎馬摔傷右腿，當地獸醫站站長把自己的馬讓給他，護送他去上任。“都是羊腸小道，一不小心就可能跌下山崖，他那是冒著生命危險啊！這既是對我的關愛，也是對我的教育。”

　　楊昌林對西藏的感情一天天加深，1969年，他和藏族女孩次仁德吉結婚，打算紮根西藏。

　　沒想到，1976年楊昌林突發高原性心臟病，地委領導向他下達“命令”：“病不好，不許再回西藏！”1978年，楊昌林和妻子調入武漢大學工作。

　　“從西藏下來時，地區財政局長交待説西藏急需財會人才，讓我幫忙聯絡。”楊昌林聯絡到湖北金融高等專科學校為10多人開班。這10多名西藏新生不適應武漢的氣候，全身長滿疙瘩。楊昌林夫婦聽説後找到學校，幫孩子們尋醫問藥。一傳十、十傳百，武漢高校的藏族學生都知道，武漢大學有兩位像“阿爸”、“阿媽”一樣親的教師夫婦。楊昌林也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藏族學生的“校外輔導員”。“我的電話本上都是藏族學生的號碼，找過我、到我家來玩過的藏族孩子大概有上萬人次。”

　　“阿媽”走了，“家”還在

　　“孩子，記住，我的家就是你們在武漢的家。”這是楊昌林對每個藏族學生説過的話。

　　“每次放寒假沒法回西藏，同學們總會接到楊老師的電話，過年又接去他家吃團年飯，楊老師就像我們在武漢的父親。”華中師範大學女生吉吉説。

　　剛回武漢時，楊昌林一家四口擠住10多平方米的單間宿舍，後來搬過兩次，家也只有50和70多平方米。但在藏族孩子們心裏，這裡卻是一個溫暖的家。

　　同學們來了又走，但他們對“阿爸”、“阿媽”的感情線永遠不斷。

　　西藏日喀則莎噶縣檢察院檢察長尼瑪次仁説，他1991年夏天肺部大出血，醫院下了幾次病危通知書。就在他喪失信心的時候，“阿爸阿媽”來到醫院，像對待親生兒子一樣，給他喂藥、送飯、擦洗身子，給了他極大的精神鼓勵。最後他奇跡般地痊癒了。

　　已回西藏工作的南木珍，每年教師節都給武漢的“阿爸阿媽”寄錢。南木珍説：“第一次見面，德吉阿媽就説‘這兒以後就是你的家了。’”德吉聽説南木珍胃不太好，約她去醫院做胃鏡檢查。做完檢查，德吉從懷裏拿出一袋捂得嚴嚴實實的牛奶塞給她。“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淚。雖然‘阿媽’不在了，可武漢的那個家，我永遠牽掛。”

　　2002年，德吉查出罹患直腸癌。2005年2月25日，德吉安詳離世。彌留之際留下囑託：我走了，“家”不能散。出殯那天，300多名藏族學生胸戴白花為“阿媽”送行。遵照德吉的遺願，她的骨灰一半留在武漢，一半撒到了西藏故鄉。

　　隨著楊老師年紀越來越大，“楊老師愛心工作電話”增加了陳琳老師的手機號。陳琳成了楊老師的助手和“接班人”。

　　做小事情，維護大團結

　　多年來，楊昌林並沒有擔任任何行政職務，但藏族同學有什麼困難找到他，他都想方設法幫著解決。

　　楊昌林的“道理”是：“西藏需要大批專業人才，尤其需要一批頂尖人才。西藏的跨越式發展，更需要本地人才。”“藏族同學基礎差一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考試、畢業對他們應適當照顧。”靠著鍥而不捨的努力，楊昌林甚至改變了一些藏族學生的命運。

　　華中師範大學物理系2004級藏族學生巴桑曲珍，因為不是英語專業的學生，未能獲准參加英語專業八級考試。楊昌林積極幫她爭取，最終讓她如願參考並順利通過。

　　南木珍説，1996年進入華中師範大學英語專業學習，跟不上進度。楊老師夫婦便幫她轉入中文專業。2000年畢業時，楊昌林夫婦又幫她找資料復習，求職報考中國人民銀行阿裏支行，並被順利錄取。

　　作為老黨員，楊昌林還特別注重對藏族學生的思想教育。西藏樟木口岸檢驗檢疫局黨總支書記、局長米瑪次仁説，“去年5月我成為預備黨員，楊老師聽説我入了黨，高興得從病床上站了起來，對我説，‘你入黨不是為了陞官發財，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那一瞬間、那一句話，將影響我一輩子。”

　　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李健説：“楊老師在平凡的崗位上，幫助藏族學生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為維護民族團結做了許多小事情。但正是這些小事情，讓遠離家鄉千里之外的藏族學子，深深感受到黨的溫暖，感受到偉大祖國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