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的堅固基石——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際

　　與改革開放同行，折射時代變幻風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深深紮根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又促進和保障了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順利前進

　　這是對時代變革的回應和引導——

　　“農民工在外務工不擔心了，法律規定基本養老保險要實行全國統籌。”以農民工身份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康厚明説。

　　康厚明已連續兩年提交《關於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議，2010年10月社會保險法的出臺對此有了回應。

　　2億多農民工，是改革開放的時代産物。加大對農民工權益的保障，也成為近年來我國立法修法關注的內容。

　　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一系列法律的出臺，為農民工權益提供了法制保障，彰顯了經濟提速後對社會公平的追求，也折射出新時期“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

　　與改革開放同行，與國家發展同步。我國的立法始終與時俱進，既對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作出回應，又引導社會向前發展。

　　30多年前，在還沒有中外合資企業時，中國的立法者大膽先行，制定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曾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宋汝棼説，整部法律只有15條，但它宣示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決心。

　　隨著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相繼制定以及國務院相關條例的出臺……在法制的保障下，外資企業在中國蓬勃發展。從改革開放到2010年9月，我國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約10600億美元。

　　30多年來，“傻子瓜子”大紅的包裝袋上，一直印著一段鄧小平語錄：“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説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説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説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這段話不僅保護了年廣久，也推動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起步。

　　如今，非公經濟的發展已經有更強大的法制保障：1988年，修憲增加規定：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　1999年修憲規定：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4年修憲規定：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這是對社會發展的規範和支撐——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出現一股“下海”經商的熱潮，既帶來市場的活躍和經濟的繁榮，也因其盲目性催生了大批非現代意義的“準公司”，甚至還出現了皮包公司、翻牌公司等“畸形兒”。

　　實踐亟待法律的跟進。1993年，我國第一部關於市場經濟主體的法律——公司法應運而生。

　　公司法、證券法、合同法……一批市場經濟大法的出臺，推動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在促進市場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也為市場經濟提供規範。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主體要守法，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也是市場經濟的要義。

　　1989年4月，行政訴訟法出臺，改變了幾千年只準“官管民”、不準“民告官”的歷史傳統。

　　權力必須服從法律，依法行政日益深入人心。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數字，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全國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264萬多件。

　　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許可法……這些法律相繼出臺，奠定了依法行政更加堅實的法制基石，促進了經濟社會健康有序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