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將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減速”同時“換擋”

　　滿載“十一五”的輝煌，帶著對“十二五”的期待，中國站在新起點。

　　此時此刻，國內外關注的目光聚焦北京——未來5年，中國經濟成長將劃出怎樣的新軌跡？百姓的生活會出現哪些新變化？“中國故事”如何續寫精彩的新篇章？

　　“經濟發展再上新臺階”、“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代表委員們正在審議討論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為未來5年的中國勾勒出一幅清晰的路線圖。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攸關未來的關鍵

　　觀察中國，“速度”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剛剛過去的“十一五”，在遭遇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情況下，年均增速仍然達到11.2%。高速，似乎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和慣性。

　　“年均增長7%”——“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的增長目標，比“十一五”規劃目標調低了0.5個百分點。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經濟將放緩腳步？

　　“7%不算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説，按照這樣的增長速度，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到2015年將達到55萬億元。“適度調低增速目標，並不表示平穩較快增長的態勢會有變化，而是意味著我們更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為經濟轉型和改善民生騰出空間。”

　　“減速”的同時要“換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説，在編制第九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就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三個“五年”下來，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不少成績。但是，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同時又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實踐證明，以消耗大量能源、犧牲環境為代價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這種發展方式不可持續。

　　人們注意到，兩會期間，中央領導同志在參加團組審議和討論時反復強調，牢牢把握科學發展主題，緊緊扣住轉變方式主線，處理好速度與質量的關係、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係。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目標調低釋放出一個明確信號：告別“GDP崇拜”，防止經濟結構調整“被犧牲”，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加快發展方式轉變。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龍岩市委書記張健説，國際金融危機中暴露的問題警示我們，轉變發展方式刻不容緩。

　　一幅溫暖的民生畫卷

　　“我每月收入也就2300多元，剛好過了個稅起徵點，我認為起徵點太低了，現在工薪階層成了中國納稅大戶，這不公平。”2月27日，一位手機尾號為5187的出租車司機通過網絡，給在線交流的溫家寶總理留言。兩天后，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原則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個人所得稅薪酬的起徵點有望提高，溫總理承諾的“今年給老百姓辦的第一件實事”指日可待。

　　5天后的3月5日，中國的老百姓收到了一份厚重的“禮單”。提交審查的“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把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從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到減輕居民稅收負擔，從擴大城鄉就業規模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改善民生行動計劃”的十大舉措，都指向百姓最為關切的民生問題。

　　“全面、集中的改善民生行動，彰顯的是理念。”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人民醫院副院長夏績恩説，“改善民生行動計劃”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民心工程，標誌著民生關愛已成為集中明確的“國家行動”，將給老百姓特別是中低收入人群帶來新希望。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交響樂團團長關峽説，多項舉措勾畫出溫暖的民生畫卷，讓億萬百姓看到黨和政府改善民生的決心。

　　一個國家財富分配的方式，關係經濟發展，也關係社會公平正義。一個事實無法回避：隨著經濟規模不斷躍升，中國人均GDP有望突破4000美元關口，但同時，判斷收入分配公平性指標的基尼系數也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不同行業、不同人群間收入差距逐漸拉大。“發展包括兩方面含義，一個是較快的增長，一個是合理的分配。沒有合理的分配，增長就缺乏持久的動力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王汝成説。

　　不回避，不自矜，不虛誇。政府工作報告將“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作為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明確提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與“十一五”相比，年均經濟增長目標從7．5％降至7％，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目標從5％升至7％以上。“經濟增速和居民收入的一降一升，體現了鮮明的政策導向，這是歷史性的一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書記倪邦文説。

　　“這是一個民生色彩最濃的五年規劃。”國家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評價，“規劃在民生和縮小貧富差距方面進行的部署，將促進中國社會收入結構由‘金字塔形’向‘橄欖形’轉變，全體人民將更好地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改革攻堅時不我待

　　房産稅改革、個人所得稅改革……新年伊始，一系列改革舉措相繼推出，引發人們對開局之年中國走向的關注。

　　“對於轉型期的中國來説，改革的決心和勇氣至關重要。”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政府參事室主任宋林飛説，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推進到如今，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但又必須取得實質性突破。

　　“破解‘土地財政’要靠財政體制改革。”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王明權説，“土地財政”問題發生在地方，但責任不完全在地方，它涉及全國財政體制改革的問題。

　　“創新社會管理需要改革精神。”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金鎖説，加強社會管理，關鍵在創新。如何把政府各部門的職能統起來？怎樣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破解這些問題，需要打破一些現有體制機制，需要有一些改革精神。

　　改革攻堅，政府要“主動出擊”，更要“自我揚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説，發展方式轉型的更大挑戰不是經濟本身，而是政府轉型與政府決策。“十二五”經濟社會體制改革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服務型政府建設能否實現重大突破。在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婁底市市長張碩輔看來，只有建設服務型政府，才能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開局之年的中國，面臨一個個挑戰和抉擇：多重壓力下，經濟如何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勢頭？經濟結構調整，如何走出“調而不快”的怪圈？調節收入分配，百姓如何更好地分享財富蛋糕？加強社會建設，公共服務“短板”如何補長？

　　“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給出了答案。

　　新征程就在腳下，新目標催人前行。